【新唐人2015年10月29日讯】 为了逼迫长工半夜干活而不惜半夜学鸡叫的“周扒皮”，是中共当年为了培养中国老百姓的“阶级恨”而树立起来的一个反面典型，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在中国大陆可谓家喻户晓，国人几乎都从不怀疑这些“恶霸”的种种恶行的真实性。但近年来，随着民众资讯渠道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声音对中共的洗脑灌输提出来质疑与反驳。“周扒皮”的后人经过十余年的调查走访，查证资料，终于厘清了有关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成文成书的始末和“半夜鸡叫”这个经典桥段的由来。
2014年9月中旬，“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发表了题为《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的博客，还原了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周扒皮”这个“恶霸”典型被中共炮制出来的前因后果。
博文介绍说：“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辽南农村中一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
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时，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写作者帮助高玉宝写这本“自传”。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而为了更突出地表现出“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的政治教育效果，这本书的实际执笔人——笔名为“荒草”的郭永江，采取了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深加工”，把民间传说中的“半夜鸡叫”的桥段加在了周春富的身上。
博文介绍，由于《高玉宝》一书名义上的作者高玉宝一直坚称书中所写的内容都是“真实事件”，这本自传体小说长期在中国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书中“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更是令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作为“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的童年是伴随着“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故事在“屈辱自卑”中度过的。
成年后，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孟令骞连续五年到处奔波，收集资料，对《高玉宝》一书中涉及的人和事逐一进行了考证。
为此，孟令骞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象学以及农学知识，逐渐厘清了事实真相。
通过周家后人、旧邻的回忆和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描述，孟令骞了解到：周春富当年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
周春富勤俭仔细是有名的，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周春富虽然对自己和家人都很“抠门儿”，对长工却一直很客气。
给周春富做过两年长工的王义桢回忆说：“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老头对儿女严，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
被问到打长工是否很早就要起来干活，王义桢回答说：“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挎着筐拣狗粪。”
博文介绍说，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周家老三周长义，一直到90几岁还总是重复唠叨“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
高玉宝自己则坚称赞周家干过活，但他也曾对周长义解释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但在公开场合高玉宝仍然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声称，他们村里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甚至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还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上世纪90年代后，高玉宝就很少回乡，就连他姐姐去世了他也没回乡看一眼。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后来他说《高玉宝》一书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
据介绍，高玉宝本人是个文盲，他的入党申请书只有8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其中，除了一个“我”字外，其他都是用图形画出来的——“毛毛虫”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是入的谐音，“钟”代表有“钟声”，钟声“当”代表“党”！
而那本长达十几万字的《高玉宝》自传体小说是四川资阳作家郭永江代笔写作的。资阳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
据王洪林讲述，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郭永江所写。当年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郭永江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
至于书中为什么把周春富塑造成反面典型“周扒皮”，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时，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