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昱报导）近日适逢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的百年诞辰，各界媒体包括中共官方的舆论宣传，都似乎比往年热烈。胡耀邦究竟留下什么遗产，让人至今感怀？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胡耀邦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分道扬镳，是中共高层里为数极少的“非典型领导人”之一。但丁学良观察分析胡耀邦的言行，认为他从来没有试图取消“党的权力”，他其实是在试图使执政党的权力持续良性化。
丁学良解释，“非典型”是社会学经验分析“不属于大多数、不属于主流类型”的意思，也就是说，胡耀邦与他的大多数经历类似、地位相当的同事们非常不一样。
丁学良首先探讨了胡耀邦与“权力学”的关系。
对毛泽东而言，“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1967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中的《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致敬电》所引用的毛语录。丁学良表示，毛泽东做了党的最高领袖后，就是每日每时以“权力学”训导其下属，直至他政治斗争的终结阶段。
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权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丁学良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后，他们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体会——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丧失了一切。他们吸取的诸多教训里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落实，不能让老百姓有权造反，人民一有权中国必乱套。
丁学良认为，胡耀邦就是从自文革后期开始，渐渐地成了领导层中的一个“非典型”者，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们慢慢分道扬镳。胡耀邦并不认可“文革动乱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权造反”这种似是而非论。
从《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可以窥探到胡耀邦对“权力学”的解构思路：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
丁学良观察，胡耀邦自文革结束到他被迫辞职的十多年里，他均遵循一个路子，那就是如何让中国的党政系统从“以权为本”转型至“以民为本”。胡耀邦绝对没有试图取消“党的权力”。
丁学良认为，胡耀邦致力于改变“人民的权力虚幻化”的长期趋势，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丁学良更为直接地剖析道：胡耀邦其实是在试图使执政党的权力持续良性化，以“如何对待人民”来衡量执政党是好还是坏。
胡耀邦下台后至今，在民间的威信未减。丁学良认为，之所以会这样，这是因为中共建政后，老百姓从未被善待，只要某一位权力者对他们好一点，就一直不会忘怀。
丁学良不否认，胡耀邦是一个心直口快、缺乏心机、不善谋略、待友待敌几乎一视同仁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批评“党的权力”的话语，诸如：‘有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等，丁学良也不乏枚举；对胡耀邦“推动对干部特殊化的约束规定、为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经济发展规划把“富民”置于“富国”之前、新闻工作中“人民性高于党性”等做法，丁学良也加以肯定。
不过，丁学良提醒，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我们也要了解胡耀邦的这些“非典型”的言行。如果不了解，可就太看低了他。
观察人士认为，正因为如此，胡耀邦成为了中共党内和民间都有很高声望的“国宝”级领导人。而在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国妖”、“叛徒”被一一抛出，中共高官贪腐程度的登峰造极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之际，胡耀邦再次被高调纪念，正好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平衡些许民心。
《九评共产党》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