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6月03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很多人甚至说如果没有导报事件，六四就不会发生。当然历史不能预设也没有如果。”原《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的副总编辑朱杏清接受港媒采访时这样说。
6月2日，“六四事件”2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香港《苹果日报》独家采访了朱杏清。他忆述了1989年点燃八九民运之火的“导报事件”，披露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封杀《导报》激化矛盾的内幕。
据报导，1989年学运如火如荼之际，《世界经济导报》曾以五个版面详述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内容，包括批评中共高层的敏感言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闻悉，迫使《导报》总编钦本立删除数百字敏感内容。然而部分未删改的版本已流传至民间，把最尖锐的观点表达出来，使当时中国政治气氛骤然温度升高。
江泽民随后在《426社论》刊出当日，将总编钦本立停职。由上海市委派出工作组接管编辑部，剥夺《导报》的编辑自主。
“我签字已经不起作用，必须要有工作组签字才能印刷，而工作组决心要扭转《导报》方向。”时任《导报》副总编辑的朱杏清不愿屈服于工作组的高压，违逆工作组的意思，半夜偷偷将下一期的头版标题改为“我们需要自由地讲真话的环境！”
江氏对《导报》的打压，激起全国各地新闻界人士上街声援《导报》，在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见。这时，原来相对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的民主运动，新闻自由成了争取的焦点。
为避免《导报》最终沦为中共官方的喉舌，《导报》报社在5月中旬决定停刊。朱说：“如果存活而需要用假话，这样的生存就违背了媒体的存在价值，媒体的生命就不存在了。当时我们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据报导，六四当天，朱杏清与同事们不能到现场采访，只能坐在办公室观察事态发展，一边作最坏打算，当时设想一个镜头，就是军队进来“把我们全部军管，甚至一梭子子弹全部解决，因为在北京开枪和上海开枪不是同一回事吗？”
六四事件后，中共拘捕了四个《导报》记者。钦本立在软禁中病逝，朱杏清也被开除公职。后来朱杏清辗转来到香港，继续做新闻，曾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坚持报导中国大陆的民生和人权现况。
报导最后写道：“这个老报人相信，专制政权也不可能打压所有声音，只要坚持认识历史，勇敢说真话，终能摇撼中共专制高墙的根基。”
江泽民封杀《导报》内情
《真实的江泽民》一书也详细回顾了“八九民运”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揭示了江泽民在这出历史大剧中扮演的角色。
据书中记述，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虽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转机，但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普通的百姓成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而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却可以一夜暴富。中国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1989年4月8日，被视为党内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激发了民众多年积存的对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满和民间愤怒的社会公开化。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英雄纪念碑脚下。
4月17日部分在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表达政治诉求。学生打出了“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中央各报的记者还打出“我们要讲真话”的横幅。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上海市委书紧急会议。会议持续到次日凌晨一点，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26日，江泽民在一万四千名中共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4月27日，江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随即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八千余人，另有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天下着小雨，几千名学生在市府外齐声大喊“江泽民混蛋”。
之后，有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各国记者也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天安门广场，纷纷在报导中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法制。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来自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讨论新闻改革的问题。对话内容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停职的问题。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他的“军师”曾庆红飞赴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紫阳说：“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就走了。
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六四事件”江泽民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江泽民当年不仅是封杀《导报》导致事态迅速升级的元凶，还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
据《江泽民其人》记载，1989年5月中旬，中共党内斗争明显升温，没有实权的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5月19日凌晨，赵紫阳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当天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讲话，宣布北京戒严，威胁将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
赵紫阳最后的努力是通知在北美访问的万里回国。他希望通过召开人大常委会，利用宪法的条款规定来阻止中共使用武力清场，实现人大实权化。当时有57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赵紫阳的希望就有可能实现，那么中共六四屠城的惨剧就不会发生。
5月21日，江泽民被邓小平秘密召往北京。邓小平要他在上海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佬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在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把万里扣留在上海整整6天。5月27日，万里被迫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共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于是，荒诞的历史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责任编辑：唐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