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9月3日迎来2016级新生报到，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学子走进燕园。据了解，今年北大共录取农村学生700多人，为近年最多。
有媒体点赞，也有媒体担忧。我国现有人口一半以上为农村人口，而在4000多名北大新生中只有700多名农村学生，与人口占比明显不匹配。相信其他重点高校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退一步讲，就算城乡差距客观存在，北大新生中农村生与城市生不可能五五对分，可现在的这个17.5%也与80-90年代北大新生中农村学生占比30%仍相距甚远。
更何况，并不是每个寒门学子北大毕业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命运。
当今寒门学子的困境，让我想起了北邮博士研究生吴利辉的悲剧，他在留给母亲的遗书中这样说道：“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
吴利辉名牌大学也毕业了，研究生和博士都考上了，但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养活不了家人与自己，也解决不了人生面对的种种难题，于是自杀成了他可悲的选择。曾经“知识改变命运”作为激励口号为人们耳熟能详，但如今寒门学子凭个人努力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却愈加渺茫。从北大学子卖肉到南京大学学生上街擦鞋，从硕士农民工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跳楼，越来越多的例子也在不断印证，“知识改变命运”似乎只是个美丽的误会。
许多家庭长期举债，供养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最后换来的却是“透心凉”，多年投资血本无归。让学生和家长感觉“教育本来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通道，可现在却似乎成了返贫的催化剂。”与此同时，社会中曾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也正悄然演变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如今，一个农民的孩子也许能考上大学，但毕业后找工作却需要靠关系，这堵墙无疑把他们中的不少人挡在了门外。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少“爸爸”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子女轻松的安排一个好工作。如银行、电信、电力等系统，相当一部分职工都是原职工的子女还有家属，“近亲繁殖”现象普遍存在。职业的“世袭制”，让很多出身“寒门”，不具备“领导干部遗传基因”。“龙生龙，凤生凤”这个中国的古训，对他们来说似乎更像是一个魔咒。
现如今“市长的女儿当了副市长，副县长的儿子还是副县长”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甚至那些老公老婆在一个局的，叔侄在一个处的，姐弟在一个科的已屡见不鲜，由此产生了：父子室，夫妻科，侄子打水叔伯喝，孙子开车爷爷坐，兄妹办公桌对桌。亲戚班子附马团，小三秘书打字员，王孙公子汽车队，七姑八姨管妇联，亲家表亲配同班，外甥小舅管财权。对此有网友调侃：“生存有风险，投胎需慎重，这年头，投胎是门技术。”生下来就成“公家人”、“关系网”式就业，其本质是权力式就业。
如果说“官二代”是一种世袭，那么“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只不过他们是被迫的世袭。与“富二代”相比，“穷二代”们“先天不足”：他们拼不过资本、拼不过权力、拼不过“关系”、拼不过声望……相反那些“拼爹”的孩子，可以毕业工作3年副科、5年正科、8年副处、10年正处、13年副厅……而这些孩子正因为有个“好爸爸”，所以就迅速“成才”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就提出了这个质问，难道今天的人们还需要为这个问题而再次质问？如果一个国家，他们的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看不到希望。他们勤劳却不富有，他们有理想却没机会，他们渴望认同却屡屡碰壁，他们没有向善的动力，也没有上进的欲望，因为他们不论如何努力依然摆脱不了贫穷，那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200多年前，龚自珍就大声疾呼：“万马齐喑究可哀”。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我们的体制外的有为年轻人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就像在美国，比尔‧盖茨可以出身平凡；奥巴马即使是一个黑人，也能当上总统；前国务卿赖斯也是黑人；再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在那里权势人士的子女未必权势，雷根总统的儿子失业只能排队领救济金。
俗话，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很显然，没有人愿意贫穷，但是社会制度的篱笆，对“穷二代”来说，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潜规则，到升学就业买房，到处都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横亘在他们面前。一代穷世代穷，穷人努力无门，富人天生不用跳，便是跃过龙门的鲤鱼。以“拼爹”为基本色调的官员子弟“世袭”，正是对公平的亵渎和对平等竞争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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