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16年4月、曾轰动一时的“常州毒地案”如今因以“败诉”落幕而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历时9个月后，这起“公益诉讼案”终于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宣判。结果显示，“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简称‘自然之友’）”与绿发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公义公募基金会）败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9.18万元，由两名原告共同负担。
面对这样的判决，原告之一“自然之友”的法律项目负责人表示，“没有哪一家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这样高额的受理费”，“我们会继续上诉，以应对不合理的案件受理费”。然而，紧接着他又提出了另一个完全相悖的建议，即“建立相应的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使得社会组织的起诉、调研、取证的费用都能得到支持”。但问题是，既然这笔高昂的费用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那为何还要让他人来掏腰包、给予支持呢？
除了“自然之友”，另一位原告“绿发会”似乎也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该基金会副秘书长表示，“我们认为收取这样高额的案件受理费是不妥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本意是鼓励……，如果败诉就要承担高额的案件受理费，让环保组织对环境公益诉讼知难而退”，“这不是鼓励，是阻止……”然而，与这番一针见血的看法颇为相左的是，该基金会近日“准备在网上发起募捐活动，以筹集近100万元的诉讼费”。令人费解的是，既然认为收费“不妥”，为何还要让人们捐款，当冤大头呢？
虽然有律师表示，“环保组织胜诉后并不会得到任何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更重要的是，败诉后又怎能让老百姓来背这口“天价诉讼费”的黑锅？更何况，环保组织“所有运作资金均来源于社会捐款”，也就是说，这两家环保组织帮忙打官司的劳务费，“社会捐款”早已先行支付了。但如今，对于法院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两家原告却异口同声的提出让老百姓认栽，这到底是在行公益，还是法院找来的托儿？此外，既有一次败诉，就免不了第二次、第三次……，那么这笔不合理的“天价诉讼费”，又要让老百姓承担到何时呢？
显然，这天价的费用开出来，其目地就是为了给“环境公益诉讼”设置门槛，使得想打这类官司的组织或个人知难而退的。或许有人会说，何必这么麻烦，直接判“败诉”不就行了？只要胜诉率低，就不会有更多的人迎难而上。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如今中国举目四望，不是空气被污染，就是水土被荼毒的现实面前，法院若回回都判原告“败诉”，又与“睁眼瞎”有何不同？一方面，法院不想饱受质疑与批评，而另一方面，法院在惹不起被告的情况下，只能开罪于原告。此外，还能以“天价诉讼费”达到“杀鸡儆猴”的目地，让如此严苛的处罚吓退后来者。
以这起“常州毒地案”为例，“被告”虽说是“3家化工厂”，可谁又不知，化工厂以及众多的重污染项目之所以能在当地落脚，其背后显然有相关的部门在撑腰。因为基本的判断原则是，一党制下的中国，土地已被视为国有，垄断一切国有的政府能直接决定土地被如何使用。而“企业偷偷排污”则更说不过去，毕竟要想让工厂附近的大片区域成为“毒地”，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如今，中国的“癌症村”不断增多，肺癌的新增和死亡病例高达世界第一，这些恶果都是有目共睹的。难道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政府的官老爷们却从未察觉出任何异常？
因此，惟一的可能性就是明知故犯，背后当然是逐利之心在作祟。如今东窗事发，有头有脸的官老爷们认为，打死不认，把责任往外推就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不但自己不承认，连带着立法、司法、执法这一整套“班子”都跟着打马虎眼儿。“天价诉讼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横空出世的。不敢得罪被告，又不能在老百姓面前当“睁眼瞎”，法院就只能想尽办法，让原告知难而退。只要原告不起诉，法院就不必纠结，而亟待解决的污染问题也就能永久的被搁置了。
实际上，这样的策略已在不久前、一位90后小伙子“因霾状告政府”的案子上得到了尝试。法院当时裁定的结果是，“驳回原告起诉”；而给出的理由更为奇葩，说小伙子“并未向政府提出过赔偿申请”。但这一球踢给政府后，也就再无下文了。据媒体报导，这位小伙子在向政府提出申请之后，又向法院递交了另外一份诉讼状。但这是否有用，从法院至今未审理的结果来看，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如今“常州毒地案”也同理可得，如果大家都知道，最终这类案件极有可能面临“败诉”外加支付“天价诉讼费”的结果，还有哪个公益组织敢自找苦吃呢？在这种情况下，公益组织若还以诉讼费太高，付不起为由，转而向民众集资、募捐，那这些组织跟骗子又有何差别？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