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7日讯】吴宓年幼留学美国，学成后执教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更招募来民国最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然而如此一位卓越的国学大师，钱钟书的师长，中老年的命运却多舛。
“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
1894年出生的吴宓，17岁时进入清华学堂，之后赴美留学，攻读西洋文学。先后在维珍尼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其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有不少论著。
吴宓在1921年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东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其虽然以介绍西洋文学为主，但他仍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并抨击新体自由诗。
后来，吴宓又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钱钟书即是其得意门生，被中共拔高的季羡林也是他的学生。他在清华最大的贡献是参与筹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更为叫绝的是，他居然请来了民国最为著名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任教。可以说，没有四大导师，则国学院有名无实。正如王国维到清华后曾对吴宓所言：“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吴宓于其灵前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以后数十年，吴宓始终以此精神贯之。
在清华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这不仅是由于其巨大的感召力、人格魅力，颇有君子风范，也在于其身为老师的一丝不苟。据说吴宓记忆力惊人，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
1923年，《清华周刊》中有篇文章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
清华学生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中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间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吴宓的学生卓有成就者中有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如此回忆吴宓：“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而西南联大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吴宓在众人眼中的印象是：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
吴宓非常乐于助人，他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如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但费用不足，吴宓慷慨解囊，资助300元，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
然而，吴宓自己却在生活上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饭。他的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
抗战胜利后，吴宓在辗转几所大学后，最后落脚重庆，在相辉学院任教授，兼任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他因对中共缺乏基本的认知，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海外大学的多次邀请。中共占领大陆后，两所学院被合并，吴宓随校合并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从此开始了其虎落平阳任人欺的命运。
与陈寅恪的友谊
1919年，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
当时，吴宓惊其博学，服其卓识，并给国内朋友写信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并多次说，“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1925年，吴宓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
反右、文革中被辱
中共建政后不久，为了消灭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共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1952 年5月5日晚上，当吴宓得知，“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启幕，学生将督促教师的改造，“深为警惧”，连电影都没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进驻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专办教师思想改造的事。因为听说北京对梁漱溟、张东荪、赵紫宸等人“严行评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心殊忧惧，恐将不免一死，恋爱结婚更不敢言矣”。（见《吴宓日记》）
由于朝鲜战争，中共暂时停止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过，中共几年后又掀起了另一场运动。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殴打、羞辱，并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被下放到了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
曾聆听过其教诲的学生李永晖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亲见的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
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被呵斥甚至挨打。
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李永晖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而在另一次批斗中，红卫兵命令吴宓跪在毛像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接着红卫兵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则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
在又一次批斗中，他被架上高台示众，不免头晕眼花直打哆嗦，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庆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什么家具，床上的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他遂被接回陕西泾阳老家，当时吴宓所有的积蓄，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在老家养病的一年里，每次吃饭，眼盲断腿的吴宓都要问：“还要请示吗？”
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一个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和诗人，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中被扼杀。其弟子赵瑞蕻在其去世后，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若地下有知，吴宓究竟会控诉谁呢？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