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选举前夕，有关“中央不任命”的各种说法甚嚣尘上，并且直接针对具体的候选人，有名有姓。这种说法，如果真是北京最高层的意思，则将给香港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对香港一国两制造成极大冲击。
为此，大纪元向多名北京权威消息人士反复确认，都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即：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习近平目前最担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包括两国经贸和地区合作的问题，一旦这个关系破局，中国将会十分被动。因此，习当局并不希望在香港，甚至台湾，出现较大的混乱。尤其是香港，如果未来出现大的麻烦，将给中国处理复杂国际关系带来很多的掣肘。借由这样的判断，才有习近平“不钦点”，以及“三个候选人中央都信任”的说法。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预测。因为假如真的发生当选特首不被中央任命的情况，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则无存，北京政府的信用因此破产，由此在香港所引起的各种连锁反应，更是任何人都难以预料。习近平和李克强最近一段时间，多次强调“不走样，不变调”，岂不成了赤裸裸的“阳谋”。
但问题在于，确实有不少所谓“不任命”的声音。究其根本出处，大约都可指向某些具体的执行部门，而在这些执行部门的后面，也的确可能存在最高层某些人士的推动。所以，有关“中央”的这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就颇为耐人寻味了。因为，最起码在香港选特首的这个问题上，好像北京有不止一个中央存在。
其实，香港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不复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增长之后，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瓶颈，跨越这个瓶颈，需要一些结构性的进步。但香港的特区政府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行政权力机构，比如税制调整、资本控制、利率、汇率等问题，香港特区政府都没有完整的控制权力。香港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能决定移民进入资格的关税区，甚至中国大陆的城市，都可自行决定对什么人给予或者拒绝发放“户口”。
2012年，香港的坚尼系数，已经高达0.537，远远超过联合国贫富悬殊警戒线。通常而言，政府必须经由调整税制和福利政策实行再分配，但香港不行。
香港十大家族的年收入，占据了香港GDP的三成多，而其中九个家族是地产商，因此香港资产占有的悬殊，更是极为严重。香港的高地租，明明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但缺乏政策工具的特区政府却是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产生，恰恰强化了这一问题。因为特首的权力来源，一是香港的商界（因为他们可控制大量功能界别），二是中央的各个功能部门和利益团体，而恰恰两者却高度结合。
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从来都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基础，就像人的双腿一样，只有分别向前迈进，才能平衡地稳定前进。缺乏了社会公平的跟进，无论祭出什么样的专业理论，最后必然导致社会大撕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香港占中运动，固有政治上的分歧，但究其根本，无非是中低产阶级中，那些对前景相当绝望的年轻人的情绪宣泄。
香港特首权力形成的特点，决定了特区政府政策必然大幅度倾向权贵和商界。依我看来，这才是“中央不任命”中“中央”的真正含义，在这里，“中央”其实赤裸裸地就是这些具体执行部门官员和商人们的利益符号。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