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4日讯】中国大陆的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被迫走出农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能力融入城市生活，也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受益。人生暮年，他们仍要继续工作才能维持生活。
61岁的王凤合是中国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日前，他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能干到70岁也得干，不干活没人养。
现在，王凤合所在的施工队在地处哈萨克斯坦边境的贸易站阿拉山口市承接了一个项目。这个地方风雪弥漫，王凤合将为这里的一个铜厂铺设屋顶。在零度以下的环境中作业加剧了他的关节炎疼痛。王凤合几乎没有退休金，他这个工作每天可获得33美元（约228元人民币）。
王凤合在2016年冬季阿拉山口的施工队中年龄最大。他负责从地面上将玻璃纤维板吊升到20多英尺（约合6米）高脚手架上的工友手中。
王凤合说，他是农村长大的，1955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贫困地区。王凤合和他的妻子每个月拿很少的低保，但从未享受过农村养老金。
数据显示，大陆政府2009年推出一个农村养老金计划，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放养老金。但专家称，每月发放的这些钱不够满足退休人员的需求。
报导称，对于非技术工人来说，建筑业的薪资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没有工作保障、福利或意外伤害保护，王凤合这样的民工一直无法进入中产阶层。
农民工是“廉价、超时和高危”劳动力
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曾刊登了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文章，指出中国农民工是“廉价、超时和高危”劳动力，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忧虑。
文章称，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是“廉价、超时、高危”劳动力。“廉价”就是不光工资低还时常被拖欠；“超时劳动力”就是工作时间特别长，“超负荷”从事繁重的工作。所谓高危劳动力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繁。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11年文章《当前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生存发展困境析述》中提到，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户藉以及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公平待遇。
大陆的农民工被边缘化，集中体现在工作、地位、政治、生存、居住、心态及权利上，在社会、文化、政治及制度系统等各方面受到排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09年文章《大陆“农民工”群体现况与存在问题》中提到，中共1958年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制度，造成长达半世纪的“户口歧视”，由于户籍制度的差异，农民被视作异类，在就业、教育、人格等方面受到歧视，心理上形成无形的障碍。
大部分农村人口没有多少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打工成为农民家庭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否则生活就会极为困难。统计显示，2007年大陆农民工多达1.5亿人。
台湾学者陈重成总结，大陆农民工被不公平对待主要体现在收入、拖欠薪水、工作超时、保险保障、劳动安全等方面。
原陕西省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认为：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到后段的改革开放时期，农民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农民工被欠薪 讨薪被打
据报导，每逢临近中国新年，关于大陆农民工讨薪的消息见诸报端，农民工讨薪被打的事情屡见不鲜。目前农民工被欠薪的多发行业是工程建设领域以及低端加工业，频频发生拖欠工程款、农民工讨薪无门等问题。
陆媒1月11日报导，重庆籍农民工赵家友等人被拖欠8百多万元（人民币，下同）工程款，去年10月下旬去河北定州讨薪时惨遭殴打。
赵家友头部被砍、手和腿被打骨折。另外4名工人的手指、右胫骨和右腓骨等多处骨折。有现场工人表示，身兼中共河北定州市人大代表的开发商冉庆军现场指挥打人。
29岁的江西农民工丁飞龙，为讨要被拖欠的4000多元薪水，被打断肋骨，至少一两年不能干重活，如果休养不好，可能还会落下后遗症。但是，警方鉴定结果却显示为轻伤。
四川农民工夏仁春等人去年10月下旬向开发商讨要工程款，遭到大约20个带着白手套、手拿砍刀和棍棒的男子追砍，导致7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开发商尚欠他们约3000万元工程款，尚有500万元农民工工资未能结清。
数据显示，2004年大陆煤矿发生伤亡事故，死伤者主要是农民工；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中的伤者90%是农民工。
大陆学者李培林2007年调查显示，当时农民工的平均月薪为921元，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薪1,346元的68.4%，80%的农民工的月薪低于1000元，甚至有27%的农民工月薪低于500元。
然而，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56.6小时，比城市工人平均每周47.9小时的工作时间要多8小时，甚至有大约34%的农民工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报销的部分仅占28.4%，城市工人则占66.3%。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