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澳大利亚某名牌大学的一道测试题竟在一瞬间成为了中国人热议的焦点话题。题目就是，“在中国，政府官员只有在什么时候才会说真话？”这个问题有四个选项：一，如果会被革职，他们就不会说真话；二，在自己团队或派系中做决定时，他们会说真话；三，当他们的言论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认可时，才会说真话；四，他们喝醉或者马虎大意时，才会说真话。而标准答案就是第四个选项。
话说，人家名牌大学的这道测试题可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讲究实证、重视法治，尤其是严谨的学术态度，根本不至于让他们借此机会诽谤谁。事实上，有人看到这道题后，就开始进行调查、搜证，结果发现，考试中的问答题都来自当地多所名校使用的教科书。而教科书中出现的参考材料则来自香港《南华早报》2003年的文章。“文中讲述了深圳对于1432名国家干部的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告诉同事和群众真相；因为害怕说出真话会冒犯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可见，这道题出的“没毛病”。况且中国的官员们到底说不说真话，相信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也是心知肚明的。根据资料显示，即便在他们自己的内部会议中，也曾多次提到“两面人”一词。事实上，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些官员们真的就从来不说真话吗？或许这也是澳大学出题者想要抛砖引玉、引发人们进行思考的本意。如果说，他们也有说真话的时候，那么又会在什么样的场景和情况下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那个标准答案——喝醉或者马虎大意的时候。或许，对于一般人来说，喝醉酒时是最疏忽、懈怠的时候。然而，对于那些精于表演、擅于胡诌的官员来说，在一般的酒桌上，似乎不太容易能让他们卸下伪装的面具，以真面目示人。从整个中共利益集团由200多个红色家族来瓜分资源、共享利益以及党内分子尤为重视发展裙带、培养亲信的生存特性来看，官员们最有可能说两句大实话的时候，或许就是跟“自己人”在一起时。
2013年，香港《争鸣》杂志有消息称，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在江西省政府宾馆借酒消愁，并在喝完一瓶白酒后摔酒杯骂娘、骂中共，并说‘来世不入党、不革命、不当官、不结婚、不要钱’，还说‘那就太平了，没人会骂，没人会眼红，没人会掘祖坟’”。不难想像，能在省政府宾馆，跟曾庆红一起喝酒的，决不会是一些“局外人”。
对此，一篇题为《曾庆红借酒消愁忧虑很快步其亲家后尘》的文章写道，“酒后吐真言，跟随着江泽民做了许多坏事的曾庆红，深知自己大势已去”；“不仅眼红自己的人多，骂自己的人多，而且罪孽深重的自己，很可能不得好死，且死后也很可能遭遇被挖祖坟、遗臭万年的命运”。如此沉痛、悲壮的心理独白要想表达出来，必然要跟体己之人才行。只有对着最亲近、最贴心的人，才有可能放下架子、卸下面具，畅所欲言的宣泄着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曾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高官，吐真言、说真话的时候并不止这一次。2010年10月，由于其子曾伟的豪宅在澳洲被曝光，随后此事在中共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此曾庆红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进行了自我检查，承认了自己的三大错误和过失，即“一是退休后，生活上搞特殊化，追求享乐……二是对自己家属管教松垮、放纵……三是对自己家属、亲属在工作上、经济上、户籍上的不合理要求，做了特别安排……”。
看着如此位高权重的大佬在老底被揭时，也不得不“坦白交代”的惨淡光景，或许很多人都不难联想到，自习政府掀起“反腐”的浪潮之后，有多少落马的大官、小官也曾经历过这般惨淡的光景和瞬间。被摘了顶戴花翎的贪官们犹如被拔了牙的老虎，一改往日霸道、嚣张的气焰。为求自保，他们在严酷的党纪、党规面前，对于“贪了多少”、“还有谁贪”等类似的细节性问题，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因为他们深知，此时再不说真话，就可能小命不保。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在上级面前，这些贪官在被双规之后与被查之前，其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要知道，整个“一党”体制的最大特色，就是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这一特色直接决定了中共官员们会在漫长的为官生涯中，将溜须拍马、谄媚上级的本事发挥到极致的无限可能。
作为中共的官员，他们似乎只需要牢记“时刻为领导服务”。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语，都将以“领导是否爱听”为导向。至于是否属实，他们根本就没工夫在意。在这种“只由领导说了算”的体制下，还有谁会说真话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