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之时，恰处于“文革”期间。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疯狂时代。那时，每到年终，学校都要求每个学生写个人思想总结。而每写总结，老师总要求开篇必须这样写：“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学校‘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本学年中，我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取得了××成绩……”临结束，还必须这样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所以，我在本学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例如××××……今后，我一定按照毛主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的教导，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介小学生，甭说是否能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其实，就连其中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老师事实上是在纵容、教唆我们讲假话。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老师这样做也是无奈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在讲假话的语境中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不能“我口说我心”，不能“我笔写我心”。比如，那时我们经常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参加田间劳力，对此，同学们背后纷纷叫苦连天牢骚满腹。但在学习讨论会上，个个发言都必须这样说：“每想到我们多出一点力，就能为世界革命多作一份贡献，所以，我们是越干越想干；越干想爱干；越干越敢干……”再如，虽然我们经常饿肚子，但写黑板报文章时我们都必须这样写道：“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美好”！
令人惊奇的是：假话讲得多了，便习惯成自然起来。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安和痛苦感。有时，还会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中——例如：虽然我心中对经常饿肚子的日子多有怨言，但是，当听到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解放”，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这时，我顿时忘记了自己经常饿肚子的尴尬，心中产生出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来——与那些过着“水深火热”、“牛马不如”生活的人相比，我只是吃不饱而已！而且，老师还告诉我们，中国人的困难是“暂时”的。有一次，当我那位在“文革”“大串联”之时到过北京，自我介绍在斗争刘少奇的大会上打过刘少奇一个耳光的班主任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一个“特大喜讯”：“反革命头子”—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北京之时，口袋里竟偷偷地带着“黑面包”在宾馆里充饥……顿时，我与同学们欢呼起来……我心中此刻更充满了“自豪感”：原来，我的生活比柯西金过得还好！因为我肚子饿之时，至少还有红薯充饥，而不需吃“黑面包”——虽然，我不知道“黑面包”是啥玩艺；更不知道班主任说的话是否属实！
多少年之后我才痛苦地发现：因为长期说假话，说违心话，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乃至我的人性被彻底地扭曲了。我成了一个极爱讲假话的人，一个极慕好虚荣的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认识到这个现实之后，我心中不禁痛苦万分。我立志：从此之后不再讲假话；我发誓：要“用我口说我言”，要“用我笔写我心”……但是，我惊讶地发现：为了“稳定”，为了“顾全大局”，我还必须继续讲假话，还必须继续歌唱，至少，必须学会“沉默是金”……
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常常令我苦不堪言，有时乃至痛不欲生——我，并不是一位极端的“异议人士”，而是一位温和的改良派。而且，我写的文章是多么的小心冀冀，是多么的瞻前顾后——目的只有一个：改良！改良！改良！而且，是渐进式的改良！然而，还是不行，常常被拒之门外，或者被删得面目全非。为此，所写文章不得不以化名发表在境外网路媒体上。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我极少在境内的媒体上发表文章！
一个人最痛苦之事，莫过于失去自由。而一个人最悲哀之事，莫过于不能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做到“我口说我心”，不能“我笔写我心”！
呜呼，哀哉！为了“稳定”，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什么时候才能堂而皇之地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做到“我口说我话”，“我笔写我心”啊！
──转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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