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开启了中共高层新的政治格局,中共政治局常委权力弱化,改变了此前江派利用政治局常委对抗中共的局面。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制度,做早正式设立与1928年7月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此后一直是中共高层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级别为正国级。
组成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员,大多时候是中共高层核心权力的掌控者,但有时台面上的常委只是中共高层大佬的代言人。比如,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但是,中共高层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八大老手中,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李先念、邓颖超、王震,他们在邓小平家中的一个会议,就可以决定赵紫阳下台,让江泽民上位。
从文革后1978年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到目前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共政治局常委出现过从5人到9人不等的人数。比较特殊的一次人数变动,发生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
中共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七位常委是分别是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由于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除了胡锦涛之外,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其余6位常委都将退下,为十六大胡温新一届常委让位。江泽民为了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把政治局常委人数由7人增为9人,在9个常委中除了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外,其余7个常委都是江派官员和江泽民的亲信:他们分别是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江泽民并且把负责宣传和政法两大系统的负责人李长春和罗干升级为常委,基本架空了胡温的权力,造成胡温执政十年“政令不出中南海”。因此,外界也有人称此为“九龙治水”,各管一摊。这个时期,也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个人权力最大,而中央总书记权力最弱势的时期。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用全退支持习近平的方式,中共内部出现新的政治格局:常委由9人降为7人,政法委书记降格退出常委,形成了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与代表邓小平家族势力的俞正声,联手对阵江派三位常委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的政治格局。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和平衡,同时也进入了弱势政治局常委的政治格局。
在十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不仅坐拥重要的权力位置,也同时是其本人家族或者背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比如周永康、刘云山等。但是,在十九大的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习近平之外,其余的常委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或者权力都比较弱化。
比如总理李克强和汪洋,占据两个政治局常委位置,虽然他们都属于胡锦涛的团派,但是如今成为习近平阵营的合作者,也是习近平政治和经济决策的执行者。江派背景的韩正接替张高丽副总理位置,排名末位,也基本被边缘化,权力有限。
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三的人大委员长由栗战书担任,由习近平的亲信占据这个位置,改变此前张德江利用人大掣肘的局面,可以说栗战书只是直接执行习近平的政策,其个人并无显着资历,因此也权力有限。
赵乐际接任王岐山,但他并无王岐山的家族背景以及高层人脉及能力,可能未来在反腐上将会萧规曹随,很多时候承当一个执行者的角色,相比此前常委王岐山,其个人的权力也有限。
文宣是政治局常委中重要的位置。相比与刘云山,王沪宁一直在理论领域,不仅没有家族集团,也没有地方官场任职经历,用王沪宁任职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是习近平从江派手中接管宣传系统的动作,弱化了江派利用此职位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作用。王沪宁没有按照惯例从刘云山手中接替党校校长职务主管人事,而由中组部长陈曦兼任,也是对政治局常委的分权。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弱化格局,一改此前江派主导的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的态势,在对中共政权整体走向产生一定影响的同时,也使得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更加集中。个人权力的集中,使得其做出的政治决策,需要为其结果承担更大的责任。如何做出对中国和中国民众有益和正确的决策,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当权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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