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由王芳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王芳因此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但是,到了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王芳却倒了大霉,从1966年就挨整,1967年底被抓起来,1968年2月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押,直到1974年10月获释。

王芳是个山东大汉,1949年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局长。1950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55年4月至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1964年9月至1966年任浙江省副省长,1965年8月兼任中共温州地委代书记。

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爆发,曾担任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的罗瑞卿,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人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预示着中共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许多人将被打倒。不久,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中央打倒了刘少奇,地方上也必然要打倒一批“追随刘少奇的走资派”。

文革狂风一刮到浙江温州,时任中共温州地委代书记王芳便被当成温州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遭到大会批,小会斗。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围困在温州市公安局内,持续几天。他的秘书出来向浙江省委和中央办公厅报告后,引起了关注。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签发的【1966】569号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人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11月26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策赶到温州,在温州地区公安局门口向造反派头头宣读了这份中央文件。但是,有的造反派质疑文件的真实性,怀疑毛泽东怎么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温州市公安局发中央文件,还扣押了沈策,专门派人到北京核实这个文件的真假。29日,中央办公厅又下发【1966】577号文件,指出这个文件是真的,必须坚决执行。之后,造反派才陆续散去。

温州的批斗刚刚平息,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又响遍中华大地。1968年3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等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而对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还有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这简直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叫嚷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王芳这个前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1968年4月1日,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在省公安机关军管会负责人会上说:“公检法17年就是罗瑞卿黑线统治,干了不少坏事”,“‘砸烂公检法’是革命口号”。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讲:浙江公检法是“借共产党的招牌,为台湾、美帝、苏修效劳”。“浙江公安机关的领导人收集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报到台湾去了,为台湾建立了特务组织,进行内外勾结。这样的专政机关不砸烂不得了,要彻底砸烂”。浙江省在砸烂公检法的过程中,666名公安政法干部中,被斗争、审查298人,被隔离88人,受到各种处分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的达1190人。1968年5月19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浙江“省联总”负责人张永生时,再次大骂浙江公检法,公开点了原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的名。

1968年2月28日,王芳正被关押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据点。突然,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要他把东西收拾一下,立即转移。王芳以为又要搬到杭州另外一个地方。没想到,他被押上车之后,汽车直奔笕桥机场。在那里,他被押上一架空军专机。

王芳上了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离开来,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他不知道那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那些人。他一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直到6年后他从狱中出来才知道,同坐这架飞机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长王济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等。

这架空军专机,总共解押17人飞往北京。这17人都是与侦查“18号案”相关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相关人员。一到北京,全部被关押,并由中央专案组进行审讯。

王芳回忆说:“在北京,由中央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样,要我交代在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谁反对江青,就坚决打倒谁。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朱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我在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饿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

“18号专案”是怎么回事?“整江青的黑材料”又是怎么回事?

1954年3月7日,江青收到一封从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委交际处转交给她的匿名信,内容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的。江青把匿名信递给王芳看了,并要求王芳给她破案。江青回北京跟毛泽东谈了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认同。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专案。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破,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求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柯庆施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都不是。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朱明向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说明情况后自杀身亡)。

在调查18号案件过程中,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搜集了大量材料,包括江青30年代在上海淫乱的材料,归档存放起来。1959年3月24日,江青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从北京飞抵上海,入住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3月26日,江青又收到一封匿名信, 4月1日,江青再收到一封匿名信,讲的都是她30年代在上海滩的丑事。江青将匿名信给时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看。康生看后说: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之后,江青和康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责令罗瑞卿10天内破案。罗瑞卿立即与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通电话,要他安排刑侦专家火速来上海来,和上海市公安局一起破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为专案组组长。在破案过程中,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包括江青当年的一些流氓照片。结案后,这些材料都存在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柜里。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翻出已封存的有关侦破“18号专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张春桥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4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派人到上海将“18号专案”的全部档案拿到北京。中央专案二办按江青意旨写了一份请示销毁此案材料的报告,送林彪审批。得到批准后,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亲自动手销毁了这批材料。

这批材料销毁后,江青还不放心,担心当年参与查办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机关的人把她的丑事抖出来,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造谣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一大箱黑材料”。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案,由谢富治等负责审查。从此,包括王芳在内的一批参与查处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机关的负责人都被抓到北京关押审查。

1970年冬,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在北京大学蹲点时,看到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

但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拖着,不释放王芳。1974年9月28日,王芳的妻子刘馨致信毛泽东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1974年10月28日,毛泽东亲笔批示“解放”王芳。1974年10月29日,在北京被关押了6年多的王芳终于获释回家!

转自《希望之声》,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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