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受饥荒影响的所有地区，铁路票的销售都被立即暂停，并由格别乌设置特别的路障，来防止农民离开所在地。1933年3月初，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个月内，就有21万9,460人被拦截，作为限制饥饿农民大批迁往城市的行动的一部分；18万6,588人被押回原籍；其他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对于被逐出城市者的命运，则未提及。
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驻哈尔科夫（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领事的以下证词透露了更多内情：
“一个星期前，设立了一项特别服务，来保护被遗弃的儿童。和因农村没有生存希望而涌向城市的农民一起，孩子们也被直接带到这里，并被父母抛弃。之后，父母们回到他们的村庄死去。他们希望，这座城市里有人能照顾他们的孩子……现在，一个星期了，穿白色制服的看门人（dvorniki）一直在该市巡逻。他们把孩子们收集起来，带到最近的警察局……午夜时分，他们都被用卡车运到北顿涅茨克（Severodonetsk）的货运站。所有在车站和火车上发现的孩子，以及农民家庭、老人和所有在白天被发现的农民，都被聚集在这里……一支医疗队进行了一种选择过程……凡还未肿胀、仍有机会活下来的人，都被送往霍洛德纳亚．戈拉（Kholodnaya Gora）的建筑里。那里有稳定在8,000左右的人口，奄奄一息地躺在大型机库的稻草床上。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已经开始肿胀的人被用货物列车运出去，丢弃在城外约40英里处，以便他们能够死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巨大的沟渠挖好了，死者被从货车上抬出来。”
在农村，死亡率于1933年夏季达到顶峰。仿佛饥饿还不够，斑疹伤寒很快变得常见起来。在有数千人口的城镇里，有时幸存者不足20余人。格别乌的报告和来自哈尔科夫的意大利外交公报，都记录了吃人的案例：“每晚都收集到超过250人的尸体。这些人死于饥饿或斑疹伤寒。其中很多尸体的肝脏，都通过腹部的大裂缝被移除。警察最后从这些神秘的‘身体残缺者’中挑选出一些。他们坦承，他们在用这些肉作馅儿，夹进他们在市场上卖的肉馅饼里。”
1933年4月，作家米哈伊尔．萧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路经库班市时，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详述了地方当局以何种方式折磨集体农场的所有工人，迫使其将剩余储备粮全数交出。他要求这位第一书记提供某种粮食援助。这里是从他4月4日的信件中摘录的一些内容：
“韦钦斯基（Vechenski）县和北高加索许多其它县，今年都未能完成其粮食定额，不是因为某些‘富农破坏活动’，而是因为当地党总部领导不良……
“去年12月，党的地区委员会为了加速政府的征收运动，派出了全权代表奥夫钦尼科夫（Ovchinnikov）。他采取了以下措施：（1）他征用了所有可利用的粮食，包括集体农场领导人预先给所有集体农场农民的、用于播种今年收割之作物的粮食；（2）对于集体农场农民应上缴国家的全部配额，按家庭予以分摊。这些措施的直接结果是，当征用开始时，农民们就把粮食藏起来或埋起来。发现的总量达到5,930英担……以下是一些找回这593吨的方法。其中一些粮食自1918年以来一直被掩埋。
“‘冷冻’方法：工人被剥光，丢在外面寒冷的天气里，在机库里一丝不挂。有时是整队的集体农场工人被以这种方式对待。
“‘热烧’方法：女工的脚和裙子底部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火焚烧。火焰被扑灭，并重复此过程……
“在纳波罗夫斯基（Napolovski）集体农场，某个普洛特金（Plotkin）──该地区委员会全权代表，迫使集体农场工人伸直四肢平躺在火炉上，加热至它们变白，然后把他们赤身裸体地丢在机库里，让他们冷却下来……
“在勒比亚岑斯基（Lebyazhenski）集体农场，工人们全部靠墙站成一排，模拟被处决。
“我可以给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不是这一体系的‘弊端’；这是目前的征粮体系。
“如果在你看来这封信值得中央委员会关注的话，就请派给我们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可以揭穿那些给农业集体化制度造成致命打击的人。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在5月6日的回复中，斯大林并未尝试假装怜悯：
“尊敬的萧洛霍夫同志，
“你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给予了你所要求的东西。我已派遣什基里亚托夫（Shkiryatov）同志去解决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会请你协助他。但是，同志，这并不是我想说的全部。你的两封信描绘了一副极不客观的景象，我想就此说几句。
“我已就这些信件向你表示感谢。这些信件注意到了我们体制中小小的缺陷之一。在这个体制中，虽然我们努力去做好事，去解除我们敌人的武装，但我们党的一些官员却袭击我们的朋友，有时可能对此非常残酷。但不要让这些话愚弄了你，让你认为我认同你说的一切。你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且颇有力地予以了描述，但它依然只是事情的一个面。为了避免在政治上犯错，你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文学，而是纯粹的政治。也必须看到现实的另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另一面是，你们地区的工人，不只是你们地区，还有很多地区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从事破坏行为，并准备让来自红军的工人没有面包！这种破坏无声无息，显得相当和平（没有流血），但什么也没改变──这些人蓄意尝试破坏这个苏维埃国家。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萧洛霍夫同志！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工作人员的一切虐待行为都是正当的。极少数有罪之人将被迫因其行为受罚。但显而易见，我们受尊敬的工人远非阅读你的信后可能想像的无辜羔羊。
“望你保重，与你热情握手。此致，J.斯大林”
1933年，尽管这数百万人正濒临饿死，但苏联政府“为了工业化的利益”仍继续出口粮食，向国外运送了1800万英担的粮食。
使用最近才解密的人口档案及1937年和193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评估1933年饥荒的规模是可能的。从地理上看，饥饿区覆盖了整个乌克兰、黑土区的一部分、顿河和库班河及北高加索三地的肥沃平原，以及哈萨克斯坦很多地区。近4,000万人受饥荒或粮食短缺的影响。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如哈尔科夫周边的农村地区，1933年1月至6月的死亡率比正常情况下高出10倍：1933年6月有10万人死亡，相比之下，1932年6月则有9,000人死亡。很多例死亡都未被记录。农村的死亡率高于城市，但城市也几乎没能幸免：哈尔科夫一年内失去12万居民、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4万、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2万。
在即刻面临饥饿的地区以外，由食物短缺导致的人口损失，绝非可以忽视。在莫斯科周边的农村地区，1933年1月至6月，死亡率攀升了50%。例如，在1932年成为饥饿骚乱中心的伊万诺沃（Ivanovo）市，1933年上半年死亡率就上升了35%。总的说来，1933年全国的死亡人数比平时多出600万。由于这些死亡案例绝大多数可直接归因于饥饿，因此整个悲剧的死亡人数一定接近600万。乌克兰农民受害最惨重，有400万人丧生。哈萨克斯坦有10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属于游牧部落。他们此前因集体化被剥夺了牛只，并被迫在一个地方定居。此外，北高加索和黑土区也有100万人死亡。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比打击知识分子、工业管理者和党本身的大恐怖（译者注：即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早5年出现，表现为镇压体系创建中一个决定性的情节。该体系后来消灭了一个又一个阶级，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由于暴力、酷刑和对整个人口的消灭，大饥荒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是巨大的退步。土皇帝和地方恶霸激增，随时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迫使农民放弃其财物和最后一点存粮。野蛮行为盛行起来。勒索成为家常便饭，儿童被遗弃，人吃人再现，流行病和盗匪活动猖獗，新的死亡营设立了，农民被迫面临一种新形式的奴役，即党国的铁腕统治。正如1934年1月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对谢尔盖‧基洛夫所明言的，“我们见过1932年至1933年的情况并挺过来的人，现在锤炼得像钢铁一样了。我认为，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应当把这场饥荒视为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吗，正如今天众多乌克兰史学家和研究人员那样？无可否认，乌克兰农民是1932年至1933年饥荒的主要受害者；在这起“袭击”之前，1929年发生了数起针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攻击，1932年以后又发生对一些乌克兰共产党人的攻击。这些知识分子被指控出现“民族主义偏差”。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正如安德烈．萨哈罗夫所指出的，斯大林患有“乌克兰恐惧症”。但从比例上看，饥荒在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同样严重。自1930年起，在这个最后的共和国，对土着游牧民族强制实施集体化并强迫其定居，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两年内有80%的家畜死亡。由于被剥夺了财物并沦为饥荒状态，200万哈萨克人移居他乡，近50万人去了中亚，约150万人前往中国。
在许多地区，饥荒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与农民对抗中的最后情节，包括乌克兰、哥萨克地区，以及黑土区的某些地区。这场对抗始于1918至1921年。1918至1921年对强征、1929至1930年对集体化发起强烈抵制的地区与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存在惊人的巧合。在1930年格别乌记录的14,000起暴动和农民反抗中，85%以上发生在受1932至1933年饥荒“惩罚”的地区。这些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农业区，对国家贡献最多，却也在强制集体化的勒索体系中损失最多。它们恰恰成为1932至1933年大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