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关于苏联国家暴力的使用，或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前半期政府实施的镇压形式，我们不敢妄称，前面的章节对其作了新的披露。历史学家对此类事情已经探究过一段时间了，而无需等待档案开放以便看到恐怖发展或规模。另一方面，档案的开放确实使人们得以对恐怖按年代顺序的发展，以及其规模和各种形式加以说明。因此，前面章节中提出的梗概，就构成了编制一份问题清单的第一步。关于暴力的使用、其不断重演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含义，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就这一点而论，这项研究是西方和俄罗斯十年来一直进行的一场较大型运动的一部分。自从档案首次部分开放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努力使非常情况下产生的一类历史编纂学与新近可用的资料相一致。几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一直在出版资料。这些资料已构成许多其它研究和大学课程的基础。相较于其它领域，一些调查领域被掩盖得更深，特别是集中营、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抗，以及政府高层的决策。诸如泽姆斯科夫（V.N.Zemskov）和布吉（N.Bugai）等历史学家已尝试过计算斯大林时代发生的放逐行动的数量。俄罗斯的丹尼洛夫（V.P.Danilov）和意大利的格拉齐奥西（A.Graziosi）强调了农民与新政权之间冲突的连续性。查看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后，贺列夫纽克（O.Khlevnyuk）为克里姆林宫权力中心（“First Circle”）的运作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用此类研究作为基础，本人的研究已尝试说明，在1917年之后的数年里，暴力循环是如何成为苏联常态的。在苏联社会历史──一部仍在等待被撰写的历史中，这些暴力循环正处于核心地位。早前的努力探究了这一历史最具悲剧性的方面，在此基础上，本人利用了一些消息来源。它们极其清晰地揭示了不同形式的暴力和镇压、有关行为以及受害群体。这些消息来源还揭示了矛盾和不一致之处。比如，列宁主义关于孟什维克反对者的论述中所体现的极端暴力：他们被勒令“都要被枪毙”，但通常代之以被监禁；比如，征用队异乎寻常的暴力：1922年底，严格说来，新经济政策已经实施超过一年，但征用队仍在农村实施恐怖统治；再比如，上世纪30年代，一方面是大规模逮捕，另一方面却是大规模大赦以“清空监狱”，两者各自形成引人注目的浪潮，在矛盾中交替进行。案例的多样性，使我们得以列出所使用的暴力和镇压形式的清单，扩大了对大规模恐怖之行为、规模及意义的调查范围。
这类行为在斯大林去世前的持续存在，以及它们在苏联社会史中的决定性影响，似乎证明了政治史降级为第二位的合理性，至少在这类调查的早期阶段。 在这一重构中，我已尝试用近来发布的文件证据，来综合长期以来都承认的事实。这些证据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些文件中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报告，诸如文职人员之间有关饥荒的通信、关于图拉罢工的当地契卡报告，以及关于集中营囚犯情况的行政报告──所有这些都揭示了那个极端暴力世界的具体现实。
在论及处于这项研究核心的主要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不同的暴力和镇压循环。
第一个循环周期，从1917年底到1922年底，始于列宁攫取权力。他把这视为内战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一个短暂阶段内，自发的社会暴力被引入更多的官方机构中，然后充当打破旧秩序的催化剂。此阶段过后，对农民的蓄意攻势就在1918年春季成形。这场攻势，甚至超过了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军事对抗，打算为数十年的恐怖提供借鉴。它摧毁了人们对政治机制的信任。令人诧异的是：尽管涉及高风险，该政权仍不断拒绝谈判；其对权力的掌控很脆弱，且经常偏离宣称的目标，尤其是在对工人阶级采取的镇压措施中，这一点显而易见。人们本来会把该群体想像成布尔什维克的天然盟友。在这方面，喀琅施塔得起义就是预示将来事件的一个明确信号。第一个循环周期并没有以白军或新经济政策的失败而告终，而正是由其创造的那些人所延长。它仅仅以1922年的饥荒而终结。这场饥荒打破了最后的农民抵抗。
两次暴力循环之间的短暂停顿，即1923年到1927年，可以如何理解呢？有一些迹象表明，内战一结束，秘密警察的人力一缩减，与农民的勉强停火就确立了，法律制度的改革就得以被实施。尽管有这些缓解措施，但秘密警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保留了其主要职能，并继续进行控制、窃听和监视活动。这一停顿因其短暂而引人注目。
第一轮镇压以直接和普遍的对抗为标志，而第二轮则始于高层政治内斗的背景下斯大林集团对农民的攻势。第二轮暴力循环被所有有关各方视为一个新的开端。政客们再次使用了过去数年里经过反复测试的方法。暴力已成为日常之事，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至于新的恐怖持续了又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对农民的第二场战争，在把恐怖制度化为政府手段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以几种不同方式体现出来。集体化利用了先前存在的社会紧张，重新唤醒了潜藏在社会表面以下的古老暴力；它开启了大规模驱逐制度，并成为新晋政客们的试验场。此外，通过建立一种扰乱生产周期的掠夺体系──用布哈林的话说，就是“对农民的军事和封建剥削”，一种新形式的奴隶制创造出来了。这为斯大林主义最极端的实验和1933年的饥荒开辟了道路。它们导致了斯大林治下死亡总数中最高的数字。在达到极限后，即没有一个农民剩下为下次收成而播种，且监狱也满员时，又一项短暂的、为期两年的停火就确立了，并首次实行大赦。但这种罕见的宽松时刻，无非是产生新的紧张。例如，被放逐富农的子女恢复了其公民权利，但却不被允许返回家园。
这场对农民的战争过后，恐怖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以不同方式显现，其强度和形式发生变化。1936年末至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产生了整个斯大林时期85%以上的死刑判决。在这些年间，受害者的社会出身往往极为混杂。虽然许多干部被逮捕和处决，但恐怖却令来自所有社会背景的人沦为受害者；当定额必须被完成时，很多受害者是被任意选择的。当恐怖达到顶峰时，这种盲目和野蛮的镇压似乎表明，一些障碍根本无法逾越，且整肃是国家能找到的强加其意志的唯一途径。
另一种调查一系列镇压的方法，就是研究受影响的社会群体。由于在数十年里，不同领域的社会互动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立法，可以识别几场不相关联的攻势。最后一场尤其针对该国普通民众，随着1938年立法方面的增加，更是几乎完全集中在工人阶级。
1940年以后，在被吞并新领土苏维埃化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背景下，一系列的镇压重新开始。这一次有新的受害者群体──“民族主义者”和“敌方民族”（enemy peoples），他们随后遭系统性地放逐。这波新浪潮的早期阶段在1936年和1937年已明显可见，特别是在朝鲜人被放逐过程中，当时边境正在收紧。
1939至1941年先后兼并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诸国，导致“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被消灭，以及特定的少数群体被放逐，例如来自加利西亚（Galicia）东部的波兰人。尽管战争期间更迫切需要保卫一个可能面临被消灭的国家，但最后这一做法却变本加厉。相继放逐整个群体，如日耳曼人、车臣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也显示了上世纪30年代在这些行动中发展起来的专门技能。然而，这些做法并不限于战争年代。在整个40年代，它们仍以其它形式继续进行，这是苏维埃帝国新吞并地区漫长的“平定”和苏维埃化进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庞大的民族主义群体涌入苏联古拉格，对这个集中营世界的结构和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惩罚民族”的代表和民族主义抵抗运动战士，很快在数量上超过了苏联囚犯。
在人数增长的同时，战争刚过的那些年里，政府对各类民事行为的政策再度趋于强硬，导致古拉格人口的稳步增长。同一时期标志着该人口数量达到顶点，也标志着古拉格危机的开始。古拉格已经过时，因多重内部紧张而陷入瘫痪，且受到更大的经济效率低下问题的困扰。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很大程度上仍被不确定性所笼罩，显示出一连串的旧病复发：潜在反犹主义的回潮；阴谋论的回归、敌对以及阵营不明派系之间的暗斗；秘密警察和地区党组织的精英主义和派系林立。这促使历史学家们想知道，当时是否正为最后一场运动──一场新的大恐怖制定计划。这场大恐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是苏联犹太人。
对苏联历史前35年的简要概述，凸显了极端暴力作为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手段之连续性。（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