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在1989年民运遭到中共野蛮镇压， 抗议领袖纷纷逃亡之际，奋起抗争，在南京创建了民运组织“ 中华民主联盟”。
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抗争意志最坚决的抵抗组织。但是他们很快被当局察觉，继而镇压。杨天水作为领袖，被判处十年监禁。
尽管在监狱里因为默默无闻而受尽苦难，也得不到国籍人权组织的关注。出狱后的杨天水却毫不气馁，到处拜访民运人士。
他也多次去安徽找我。他置安危于度外，想把民运组党运动进一步向前推进。他要组建民主党苏皖委员会，多次力邀我加盟。
杨天水还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是美国笔会荣誉会员。我查他的履历时，偶然看到我入狱后，他写的一段文字：
“真正的诗人是这样的人，他超乎功利主义，为激情所推动，追寻美好与正义，厌憎任何类型的暴虐、残忍、庸俗和卑鄙，他不但用文字、声音吟咏歌唱，还会用生命作为代价，抵抗人间的丑恶，呼唤美好社会和人类尊严。张林就是这样的诗人。”
我感到惭愧。因为杨天水才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思想深邃的作家、义无反顾的自由捍卫者、献出生命的暴政抵抗者！
当时民运几乎处在最低潮状态，敢于出面公开挑战中共极权体制的民运人士所剩无几。当时最勇敢的网络作家是东北教授郑贻春，他的文章慷慨激昂，把共产党揭露的体无完肤。
刘晓波在北京聚集了一群自由作家，利用西方政要和外交官的关注和特别庇护，拥有较大活动空间。而外省的民主志士，处境比较艰难。
像江苏杨天水、贵州陈西、四川刘贤斌、安徽的我，尤其危险。因为地方当局往往无所顾忌，我们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所以常常成为中共打压的牺牲品。
2004年下半年开始，杨天水开始遭遇一系列打击，江苏国保动辄扣押他。我则稀里糊涂被绑架，遭到殴打，受到死亡威胁。
这期间我和杨天水利用网络平台互相救援，交替冲锋掩护，滚动前进。但是我们的力量太微弱了，我常常有不祥之感。
那次绑架对我的精神伤害很大。我以前是无所畏惧的，即便共军数以千万，我孤身一人也敢挑战。但是遭遇绑架之后，我开始害怕陌生人。尤其是成群结队、面如土色的男女帮伙。
杨天水力邀我去杭州修整，我在那里见到陈树庆、王荣清、陈龙德等浙江民运人士。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有人在附近监视我们。
我和家人圣诞节前回到安徽，马上得到杨天水被拘捕的消息。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呼吁营救。杨天水组党的一个助手，突然急切地要去协助我继续组党。我相信他是当局派出的特工，一再坚辞，他才悻悻离开我家。
没想到一个月后，我就第七次锒铛入狱，再也没有机会与杨天水并肩作战。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