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17日我在炼功点听同修说《光明日报》刊登文章诋毁法轮功，我们决定采用写信等各种方式讲修炼“真善忍”身心受益的真相，听说《光明日报》真相信收到好几麻袋。
同年7月24日中宣部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后来知道是中宣部授意《光明日报》写文，并让其它大报转载为迫害铺路。
1997年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企图罗织罪名、诬陷法轮功为×教进行打击。无奈只得到一个“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
1998年5月底，科痞何祚庥（罗干的连襟），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大肆污蔑法轮功，信口雌黄，抹黑法轮功。随后几天很多大法学员向电视台反映实情：节目内容不实。依据中央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的“三不政策”（不宣传，不争论，不批评）或写信或亲临用亲身经历说明真相。这次讲真相我在现场。电视台领导承认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误，并很快播出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祥和晨炼的节目作为更正。
98年7月，罗干指使公安部一局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采用先定罪后调查的卑鄙手段诬陷法轮功。然而在全国各地也没有找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
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再次发出通知，引发多地公安强行驱散炼功学员，私闯民宅，非法抄家的违法乱纪行为。
由于罗干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罪证”，之后就采用了特务手段派公安人员卧底，仍无所获。但是卧底的不少公安人员发现法轮功太好了，从而开始修炼法轮功，并且写信给当时的中共高层赞扬法轮功，这事引起了江泽民小人的妒嫉心。
二、构陷法轮功
1999年4月11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诽谤法轮功。天津部分法轮功学员向天津相关机构反映法轮功有益身心健康，提高道德水平的真实情况，指出何祚庥的报导是不实的。第一天主编承认内容不符合事实，表示要改正，第二天编辑就改口说上级有指示，不能承认错误。4月23、24日 ，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并非法抓捕了45人。学员要求放人时，天津市政府告之公安部已介入此事，没有北京的授权不能放人，并建议说：“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他们有预谋地把法轮功学员引导到北京。
4月24日晚开始就不断有法轮功学员纷纷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
我是25日早上将近8点到达信访办的，西安门大街人很多。很多同修已经在中南海西门对面的便道上站着。据早到的同修说，开始是不让进府右街的，后来放行，并有警察指挥安排站在府右街马路西侧人行道上。当时还觉得警察挺不错的，其实善良的学员早已落入中共挖的一个陷阱──是警察安排学员们在中南海周围的墙外。
我站在离中南海西北门不远的街边。前排的同修静静的站着，后面的同修有打坐的、学法的。后面有警察坐在椅子上抽烟聊天，挺悠闲的样子。我当时在府右街从北往南走了一趟，到处气氛平和安静，没有口号、标语、没有大声喧哗，交通畅通。往回走时正赶上总理朱镕基已在府右街的西北岗亭，要学员派代表会谈，了解情况。我回到自己原来站的位置，静等会谈结果。
大约中午，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义务负责人及学员等5人作为法轮功代表进入国务院和政府官员会谈，提出三点请求：
（1）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
（2）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3）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大约晚上九点多法轮功代表返回，这时我的心才落地（原来还有怕代表出不来的担心）。天津已按前总理朱镕基的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走时将所有的垃圾烟头都收拾干净，地上连个纸屑都没有。
两天后，国务院信访局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对各种炼功健身活动政府从来未禁止过”“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允许的”。
这就是我经历的“四﹒二五”万人上访，整个过程平静而祥和。
从我经历的“四﹒二五”事件的表面描述，已可看出江泽民及其打手，迫害法轮功的想法由来已久。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精神的体现，是对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维护，是对“真善忍”宇宙真理的坚持，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为了让政府了解我们修炼人真实的情况。
我们也听说当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中有六人反对迫害，只有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嫉之心发动了这场大迫害。这是中共独裁体制的恶果，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共邪恶的一贯本性。
我们在此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站出来：制止这场对全人类最残酷的迫害。
——转自《明慧网》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