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12月31日讯】“因为这个（活摘器官）本身对良心、对内心也是冲击蛮大的。” 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的钟医生选择了能远离器官移植的工作。
在工作几年之后，对国内医疗体制不太认同的钟医生，最终出了国，“因为我觉得，在国内这个环境让我感到很窒息，所以我就出来了。”2019年12月19日，他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
（接上文）
初到国外
钟医生是辞去国内工作出国的，随后开始参加了一些民运活动，包括“十一”期间的系列活动、一些研讨会，以及最近关于香港反送中的集会等。
他也担心国外有中共安插的特工去监视海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其实心理压力肯定是大，你即使是到了自由世界，你还是慌的，你的家里人还在国内，这个你没办法。”
“人保持善心很重要”
不管做医生还是做人，钟医生认为，“我觉得每个人内心本身是有一个良知在的，你要做的是怎么让它保持下去，而不是把它给泯灭掉。”
“可能在国内你待久了，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生活所迫，有的时候就不得已做违心的事情，做多了，慢慢慢慢人可能就变得麻木。”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人不能变得麻木”，“如果你能保持内心的良知存在的话，很多事情好像就会变得很顺利一样。”
他相信好人会有好运，“你看我到了这边，（签证）快要超期了，那个offer就拿到了，恰好这个时间点都好像算好的，好像冥冥之中有所安排一样，这个很难讲。所以我就觉得人保持善心很重要、很重要。”
思想转变是很痛苦的过程
从国内来到海外自由的环境中，在各种集会场合与不同的人沟通后，钟医生希望把国内的情况多向外界介绍一下，让海外能更多了解国内青年一代人的情况。
就他自己而言，在思想上的转变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在刚开始“翻墙”（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时，钟医生也不敢相信所看到的，“因为一开始信息量太大了。”学理工科的他，不会轻易确定也不会轻易否定所看到的，“先持怀疑的态度，但这件事情（活摘器官）我就记住了。”
他表示，当知道的消息多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确定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当彻底地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的时候，他说：“当时大概有个三四天，整个人是一个恍惚的状态。就看周围的人都觉得不一样了，原来他们和我好像已经不一样了。”
他描述当时自己的那种感受，“就是有一点像《黑客帝国》里面已经觉醒的人了，看了后，（发现）原来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周围的人都还蒙在鼓里。但你知道你去直接和他们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懂的，你直接跟他说、和他辩是辩不回去的，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他推己及人地表示，“当一个人第一次知道真相之后，他心里其实是痛苦的，很少有人说：‘啊，我知道真相，我很高兴。’（他）一定是痛苦的。”“好像你要强行地灌输给他一些让他痛苦的内容，他内心一定是排斥的。”
中共让人们甘于在井底
作为曾经的国内精英一族，钟先生也知道，“现在国内很多人觉得国内那点就够了，因为国内，包括娱乐、休闲啊各种方面，它已经把你的注意力给塞满了。”
“它（中共）就用这种方法让你们想要知道外面世界的欲望就降到最低，让你们觉得甘于在井底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出去了。”
对国内青年人而言，翻墙了解真相的代价也高，“现在墙又特别高，又有各种直接的阻力。翻墙翻得不好，也容易暴露自己，翻墙现在也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他感叹，让国内人了解真相很难，“更多的人可能不愿意为了一个自己看到的可能会痛苦的事情，还要再去冒风险，这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培养他的一种求知欲，还有怎么让他慢慢自发地去找。”他说：“那么可能要通过一些委婉的手段，慢慢地，可能要暗示他们一些事情，‘唉？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可能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所以挺难的，因为我个人也是一步一步才慢慢转变过来的。”
他认为，当翻墙的难度降低，“可能也要经过若干年持续地保持这个信息（事实真相）的输入，那国内的人才会大部分清醒，所以我觉得是任重道远。”
“《伪火》对我冲击最大、让我转变最大”
钟医生用自由门翻墙，一步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当时看了一个纪录片——《伪火》，那个是对我冲击最大、让我转变最大的。”他说。
“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那年，他还在读小学，但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连他这样的小学生也不放过，“当时还在看动画片，一天下午突然动画片就断了，然后就开始放怎么怎么……当时觉得很害怕。”他说。
如全国所有小学那样，钟医生当时所在的小学也组织所有小学生参加“声讨”法轮功的征文比赛。
“小学生怎么可能去写呢？”他说，大家就抄，即使大篇抄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老师也高兴，“有的人写了很长一篇，后来一看，这个话小学生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
“当时我们一直确实以为他是自焚了。”他说，“但我后来看到那个纪录片，有很多无法辩驳的那些漏洞，包括视频回放，那就瞬间击碎了（谎言）……因为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国内很多事有所怀疑了。”
“如果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还是不愿意相信国内很多都是假的。”他说，“那这个东西（《伪火》纪录片）等于是说有很多确凿的证据说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党可以为它的政治需要不顾一切地来做这种事情（假自焚），我当时就对它失去希望了。”
《伪火》2001年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记录了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由中共自编自导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求圆满”伪案。该世纪骗局煽动起十几亿人的误解和仇恨，漏洞百出，已被联合国备案。
不过时至今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还在持续使用“天安门自焚”伪案，继续对学生进行仇恨宣传。
“国内新闻越来越不靠谱”
通过对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了解，钟医生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造假宣传的套路。
他认为，“我就觉得既然这种（假自焚）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相信现在这个新闻。现在的新闻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需要而捏造的。”
以致他不管碰到什么新闻，首先想到的是在墙外看一看，与国内新闻比较。他说：“这个行为做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现（国内新闻）就越来越不靠谱。”
“现在就已经不靠谱到什么程度？国内的假消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任何一个国外突发的新闻，国内都不会第一时间知道，大概会隔个三四天之后才知道。”钟先生无奈地表示，“突发新闻有可能是跟它之前的宣传不符，它经过三四天上下协调，就是高层要以什么角度去报这个事情，它要过了之后，统一一个通稿出来，大家都按照这个来。”
在不断比较国内外新闻报导的同时，他发现中共报导新闻时，是用打“时间差”的方式来统一宣传口径。
他举例说，在近期的香港新闻的报导上，中共就是使用这个方式。
他说，“当时国内你在群上讲‘香港’两个字都不让发，然后后来它通稿成了之后，就可以大片地发了，那发出来的都是统一口径的。”
“这个太明显了，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太明显了。”他说，国内的突发事件就更不用说了。
他表示，国内人还以为自己和国外是同步看到新闻，其实不是。
“国内的人他并没有注意到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他可能觉得他也是刚刚知道，在他看来，他看到的东西就已经是真相了。”他说，国内人还会有想法，“‘你们国外人知道的事情我们国内人也知道呀，只是我们知道的和你们知道的不一样，那凭什么你们说的就是对的，我说的就是不对的’，他没有发现他中间一定有一段时间差的。”
钟医生也尝试着想让国内的人多知道一些真相。他谈到自己与他们的互动经验，“有的人一看就是遭受洗脑比较深的，那么就可能不太会去说。”
“但有些人，你从他言论当中发现其实他是有一点民主的萌芽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和他联系，那么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事情都跟他说，也要慢慢慢慢跟他说一些，后来他会坚定他自己内心所追求的一些东西。”
他羡慕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自由社会，从小被培养民主意识。“中国就没有从小培养，甚至是从小反着培养，那你要再掰过来就很难。”#◇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