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席卷全国的气功热。从最高层官员到最底层的老百姓，练气功的人非常多。气功在那个年代的大发展，与一些最高层官员的支持密不可分。
习仲勋的支持
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气功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之一。
1989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大会。该学会是由中、美等20个国家和地区气功界知名人士联合倡导成立的。时任卫生部长崔月犁当选主席，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任名誉主席。
习仲勋对气功的支持，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1962年至1978年，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挨整长达16年。据介绍，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习仲勋正是凭着顽强毅力，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打太极拳，锻炼身体，才得以度过大劫的。
20世纪50年代，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时，通过贺龙了解到北京有一个太极拳名家孙存周。这个孙存周很有个性。朱德请他出山，被拒绝；贺龙多次请他出山，也被拒绝。习仲勋曾当面请求拜他为师，也被拒绝。后来，习仲勋坚持在孙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炼太极拳时，跟在后面比划着学。历经春夏秋冬，终于感动孙先生。
孙先生主动向习仲勋提议：如果首长您对太极拳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愿意全部告诉您。习仲勋听后大喜，立即拜孙先生为师。（1）经过1年多的练习，习仲勋对太极拳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认为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一种文化，应该世代流传下去。于是，劝说孙先生收徒。孙先生最初不愿意，后经习仲勋几次劝说，终于点头同意。
叶剑英的支持
叶剑英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提起叶剑英，很多人会想到他1976年10月6日在抓捕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时发挥的关键作用。叶剑英晚年还做了一件事，知道的人可能不是很多，那就是他对人体科学研究的支持。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导了一个叫唐雨的小朋友“耳朵识字”的新闻。这则消息在极左的十年“文革”之后，无异于一声惊雷，在中华大地引起强烈震荡。随后，一系列有特异功能的人冒出来，张宝胜就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许多最高层官员正是在对他进行测试后，改变了长期固守的观念，变成了人体科学的积极支持者；当然，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在这场纷纷攘攘的争论中，1982年5月18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寓所亲自对张宝胜进行了特异功能测试：他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得十分整齐的纸条，放在茶几上，请张宝胜辨认。张宝胜用食指和大拇指捏住纸条，放在鼻尖下嗅了嗅，拿笔写下“三笑”两个字。叶剑英的儿媳吕彤岩打开纸条给大家看，果然是叶剑英亲笔写的“三笑”两个字。时年叶剑英85岁。
测试结束后，叶剑英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自己写了字，又没让他看，他认出来了，这就证明存在着这一现象。有人承认它，有人不相信，这是个矛盾。自己写了，别人认出来了，开始相信了，想一想又觉得是假的，这不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怎么解决呢？如果一口否定说特异功能是假的，便不会再继续努力，有所前进了。我想，还是应该对此进行科学研究。”叶剑英的这番话，对日后中国人体科学的发展和气功的普及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参加测试的还有叶剑英的警卫、秘书、保健医生，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秘书长朱润龙，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健，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基和儿媳吕彤岩（2）。
叶剑英对张宝胜特异功能的肯定，也为日后张宝胜正式调到国防科工委配合专家进行人体科学研究开了绿灯。1987年，国防科工委507所经过数年研究，终于证明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该成果被评为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震寰的支持
对人体科学和气功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作出特别贡献的另一位高官，则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岳父张震寰。
张震寰毕业于北京大学，担任过中共军队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参与组织并指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第一次原子弹、氢弹结合试验，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试验，中国银河亿次计算机的研制试验。张震寰的女儿张志凯，是俞正声之妻。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人体特异功能被报导出来后，立即引起对新生事物异常敏感的张震寰的重视。在亲自测试后，张震寰成为中国人体科学最坚定的支持者和领导者。他请许多最高层官员、著名科学家亲自测试人体特异功能。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看过之后说：“这可是不能不看，不看就不会相信，看了就相信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看过后笑着说：“可真是，可真是，但是解释不了。”曾经根本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的著名科学家严济慈，亲自测试后老老实实承认：“看到的是事实。”前国家副主席王震，前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中科院院士、著名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中科院院士，中国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中科院院士、法国声学学会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汪德昭等，都看过、相信并支持人体科学研究（3）。
1985年12月，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张震寰当选理事长。1987年5月，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成立，张震寰当选理事长。1987年12月，张震寰第一次到广州主持“中国气功观摩交流大会”时说：“我们要把最美好、最真实的奉献给人民，搞假的就是自杀”。他多次强调：对气功宣传要真实、要严密、要严格。晚年的张震寰全身心投入气功和人体科学，成为这两个领域最著名的领军人物。
1994年3月23日，张震寰在北京逝世。次日，83岁的钱学森发信悼念：“惊悉震寰主任突然辞世，我不胜悲痛！我等相知三十八年矣，不但在国防科学技术工作中长期得到他的领导与帮助，近十多年来，尤其在气功、人体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领域同心合作，我深受教益。今皆不可再得矣！悲夫！”
钱学森的支持
对人体科学和气功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科学家当数钱学森了。钱学森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双博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许多国内外大奖。
20世纪80年代特异功能和气功在中国刚冒出新芽的时候，钱学森就像插头插进插座，马上就通上电了。为什么？
其一，钱学森19岁就炼过气功，亲自体验过气功袪病健身的好处。1930年，钱学森上大学二年级时，因患伤寒病休学一年。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却留下病根。那位中医没办法去根，就介绍他找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4）
其二，钱学森是在美国最自由的学术空气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早年留学美国时，他跟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一起从事科学研究，思想火花的碰撞，结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的博士导师冯．卡门教授是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最欣赏他的是：“想像力非常丰富，既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
钱学森认为“人体科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而气功又是中医的核心。1980年6月4日，钱学森访问上海《自然》杂志，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他特别指出：“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人体科学”这个概念。
1982年5月5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1983年3月14日，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作了“关于科学道德”的报告。至1987年10月5日，他在该所共作了100多次报告或发言，涉及气功、中医、特异功能和科学革命等问题，这些讲话后来整理成《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对人体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1987年4月18日，钱学森在致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负责人陆祖荫等的信中写道，当时的高层“认为气功和特异功能非常重要，要抓紧研究，开发利用。气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它有很高级的功能表现，有很深奥的内容，中央认为对此非但不能怀疑，而且要大力支持。”钱学森论述人体科学最全的一本书，是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约108万字。
除了上面提到的4位外，高层官员中支持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人还有：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谭震林，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耿飚、陈慕华，前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前卫生部长钱忠信，前卫生部中医药局局长吕炳松，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等。
注释：
（1）付力：《领导人中的运动达人》
（2）朱润龙：《叶剑英亲自测试特异功能者》
（3）张震寰：《真正的科学探索是无所畏惧的》
（4）厉声教：《听父辈谈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逸事》
袁斌：从非典到武汉肺炎，从蒋彦永到李文亮
2月6日晚，李文亮医生走了。
这个消息一下子戳中了被武汉肺炎疫情围困肆虐的国人的痛点和泪点，成千上万的网民不约而同的称颂他是“吹哨人”，赞扬他的直言。就我所知，这样的情形自有互联网以来还不曾有过，完全称得上是规模空前史无前例！
李文亮是“吹哨人”吗？值得称道吗？
当然是。理由很简单，他是在网络上率先披露疫情，发出预警信号的第一人，而且，在他发出这个信号之前，他是知道有一定风险的，只是风险之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但严格的讲，李文亮其实又不能算是真正的“吹哨人”和“英雄”。
为什么这么说？理由也很简单，他那么做只是凭自己的职业本能，敏锐地意识到一场危险的瘟疫正在逼近，于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小圈子里向亲友们发出警报，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外传。这就像一个人预感天快下雨了，提醒亲友们出门要带雨伞一样，其实只是一种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李文亮所做的绝对不是故意跟党过不去，想冒着危险向大众发警报，否则当他得知有人外传了他发的信息就不会一度生气了！显而易见，一开始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法”，也没有想过要冲破当局的言论封锁，非要把疫情消息发到网上不可。如果当时有人警告他这会惹麻烦，他肯定不敢这样做！一切都出于本能，出于人性，出于对亲友们的关怀。直到他被告密了，被警察找去“喝茶”了，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面对警察的训诫，他也没有辩解，乖乖地认错，签字画押接受训诫。总之，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实人。他所做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好人和老实人应该做也会做的。
谈李文亮，难免想起蒋彦永。蒋彦永与李文亮不同，他是在中共公开瞒报疫情之后，主动向外媒曝光非典疫情真相的，套用一句俗语讲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灾难临头时，什么是真正的吹哨人和英雄？像蒋彦永这样的才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吹哨人和英雄。
可见，从非典到武汉肺炎，从蒋彦永到李文亮，短短十七年间，中国社会对吹哨人和英雄的标准被明显拉低了。为什么李文亮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就成了众人眼里的吹哨人而受到称赞？是因为当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素质已经跌到了普通人的水准之下，连李文亮具有的起码的勇气都没有，因而连李文亮做的事都不会做也不敢做。那么为什么当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素质已经跌到了普通人的水准之下，连李文亮具有的起码的勇气都没有，连李文亮做的事都不会做也不敢做？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急速的向毛时代倒退，中共对民众的管控越来越严，民众的良知和勇气因为高压和洗脑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化。
今天的中国不再有蒋彦永，只有李文亮，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与讽刺？我敢说，如果中国社会和国民素质倒退的势头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当下一次瘟疫再发生时，我们不但不会再有蒋彦永，甚至很可能连李文亮都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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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