嵖岈山是地处豫南信阳市遂平县的一个乡（现归驻马店地区）。四十八年前，这里曾经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第一个“卫星人民公社”所在地，也是“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亩产数千斤——轰动全国的样板公社，更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反击彭德怀万言书，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时作为“三面红旗就是好”的有力证据抛出的重磅炮弹。
从十几年前开始，每到逢年过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习俗：在满天爆响的鞭炮声中，人们成群结队，臂挎装着猪肉、白镆、烧纸的竹篮，到村外上坟，给四十六年前饿死的亲人或绝了户，没有活着的家人的乡亲的亡魂送食物，以免他(她)们在阴间挨饿。
每当夜晚降临，原野上到处闪亮的灯火会使刚到这里的外来人奇怪：四十六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孤魂野鬼？
(一)
时间退回四十七年。
1959年6月29日。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
彭德怀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给农村经济，给农民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遂上书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看法。此举激怒了毛。彭遭到了毛组织的反击——与会代表的猛烈批判。
在嵖岈山卫星公社成立之后不久，《人民日报》曾两次在头版显着位置刊登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率先放出小麦高产卫星”——亩产２１５０斤和３２３０斤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由张春桥陪同曾来此考察。庐山会议之前，毛的专列曾特意停留遂平和信阳车站。毛亲切接见地县和卫星公社的领导，给予他们很大的肯定、支持和鼓励。
这次庐山会议上，嵖岈山又成了毛反击彭德怀之流“否定、反对‘三面红旗’阴谋”的有力武器。
7月13日，毛做了重要讲话，抛出了这颗重磅炸弹：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就是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去了人。河南人创造了经验和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对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性”（彭“万言书”中的批评）吗?我看不能那样说……
于是，彭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由此开始!
(二)
庐山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公社万岁！》：“任凭国内外敌对势力怎样咒骂和破坏，任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指责和反对，任凭严重的自然灾害怎样袭击，人民公社都没有垮台，我们因此也有权利说，它将永远不会垮台！”
1960年元旦刚过，1月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会议，提出：“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
毛在这之后的一次谈话中强调：“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
1960年三月，毛在与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谈话中夸河南省99%的人在食堂吃饭“真厉害”。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1960年全国要实现公共食堂普遍化，达到80%的人口在食堂吃饭。
1960年3月24日毛在天津西郊的火车专列上主持召开的“天津会议”上要求：“不管大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本来，1958—1959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公共积累、粮食储备几乎枯竭，农民已经处于饥饿的阴影中。而庐山会议后1959年冬至1960年初的“反右倾”运动和不断加温的左的指导方针，使中国农村堕入了更加可怕的灾难深渊！
(三)
随着庐山会议的闭幕，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示也下达到了河南省委。省委不敢怠慢，立即向下传达布置。重中之重的重点当然是嵖岈山公社所在的信阳地区。
1959年3月上海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视1959年粮食较上年减产11%的事实，强行决定将征购数提高14.7%，达到1350亿斤。
信阳地区一年来放“高产卫星”牛皮已经吹破了天，但实际征收的粮食与上报的数字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地委把信阳地区“反右倾”运动的具体内容规定为“批右倾、反瞒产、反私分、追余粮”。地委书记路宪文亲自打电话给遂平县委和嵖岈山公社党委说：“当前粮食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陡然降临到了信阳、遂平和嵖岈山人民的头上！广大社员被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夺走了赖以过冬和活命的最后一粒粮食，顿时陷入了绝境！
(四)
一时间，嵖岈山大地腥风血雨、鬼哭狼嚎。一场逐县、逐公社、逐队、逐户、逐人的以追逼粮食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了！
采用的手段有：办学习班、自我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搜查、关押、批斗、游街、殴打……无所不用其极！ 许多大队成立了“教养队”，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关进教养队边监督劳动边批斗。
社员冯炳银说了句：“公社食堂的饭吃了光想尿泡”，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
社员李绍清饿得偷吃几口牛料，也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
李凤颜裤档里藏了一块红薯，被追到家中，用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拴了一串，押到教养队。
社员杨保全说了句：“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被打得死去活来，关进教养队。
社员胡天玉说饭吃不饱，被煽耳光，打得满嘴是血，先在村里被斗十几场，被关进教养队罚修厕所。
信阳的县委扩大会开成了斗争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张的头发连头皮一起撕下来，被活活打死。
另一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死40多农民。
1959年冬，在嵖岈山区，能不能打人、敢不敢打人、会不会打人，成为衡量一个人忠不忠于党、好人还是坏人的标准。“不打人不是好人”——这就是那时的真理。
遂平县教体局老干部李正新回忆说：“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忠于共产党。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和你划清界线。”
五八公社党委书记、县志办退休干部李丙寅说：“不打人不中啊！不和坏人、坏事做斗争，说明你思想有问题，马上就会倒楣。轻者撤职，重的开除党籍，斗个鼻青脸肿。”
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动手打人的占93%。
斛山公社团委书记亲自动手拷打农民92人，当场打死4人，受伤致死9人。
让我们来看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实例：
生产队会计包根胆小怕事，被公社干部看中做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其实哪有什么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包根经不住折腾，供出了生产队长朱遂平。朱遂平被从人群中叫出来，一顿暴打将他打倒在地，又被揪着头发拉起来，让他“金鸡独立”：一只脚抬起来，一只脚站到凳子上。没等站稳，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一下子摔到在地，人们冲上去又是一顿暴打，然后又罚“金鸡独立”。就这样，朱遂平被打得血流满面。最后一根细麻绳勒进肉里，捆了个“小鸡浮水”，将绳子搭到树上，把朱遂平吊在半空中。一会儿，朱遂平便满脸豆大汗珠，脸呈猪肝色，终于招架不住，交代了家里藏起来的一点粮食。
袁庄大队四队饲养员刘志兰、袁志江饿得有气无力，正给牛喂草。料斗里早已空空如也，牛瘦得皮包骨，也饿得快站不起来了。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小猪羔，两人一见，把小猪羔抓住打死了藏在草堆里，打算等天黑拿回家。不料被饿急眼了的牛给找了出来。两人正跟牛抢，牛死活不松口，正好被队长撞见。两个人被轮番批斗。袁志江逃跑两次，刘志兰逃跑6次，都被抓了回来。最后两人被双双斗死会场。
包庄大队小海眼村中农李纪安，怀里揣了一只瓢，去到土楼村食堂，想给年幼的孩子弄点吃的，被打死。死时手里还紧紧抟着那只破瓢.。
李尧大队社员宋和脖子上套着死猪娃，胸前挂着血淋淋的猪头，游街后被斗死。
张吴楼大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6个人游街。6个人是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先被痛打了一顿再来游街的。这时，只见6个人全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只见他嘴里还急急地吞着雪。董运秀过去给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可是他已经爬不起来了。等来人拉他起来时已经硬了，嘴里还含着雪。其余5个人被押到大队关了起来，董运秀锁上门扬长而去。几天后干部们把门打开，5个人全都直挺挺、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里的破棉花套，有的满嘴是黄土……
刘宝河生产队饲养员赵强已饿得两腿浮肿，但仍要赶牛下地干活。一天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爬到收获过的玉米秸上，大口大口吞吃干玉米叶子，嘴被扎得直流血。他突然发现一小棒玉米，想起家里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被队长阎发龙发现，用绳子捆起来，吊在半空，用扁担没头没脑地打，鲜血顺着脚尖往下滴。打完又强迫他干活，赵强摇摇晃晃走到地头，一头栽在地上死了。
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因饿急眼了，偷杀了队里的一只羊，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捆住往树上一吊就不管了。从上午一直吊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地说：“不用你管，死了与你关。”夜里，老头死了。民兵营长派人把老头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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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北京之春/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