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共何时爆发政变?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换人关乎政变?成了这几天的热议话题。本文就浅谈一下政变问题。

习近平上台后,政变传闻就没停息过,但真正对习构成政变威胁的,实际是从2018年开始。笔者在2018年中共政局综述“中共向‘毛时代’回归 内斗凶猛”一文中,赞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党内乱象纷飞情形严重,已具备政变环境。”现在的中共政局,相比2018年,是全面、深入、加速恶化,习的处境是危险多了,应该说政变的可能性也大多了。

但是,从“已具备政变环境”和“政变可能性的日益增大”,到发生政变,这可是“惊险的跳跃”,有个过程,需要很多具体因素的汇集、耦合、激荡,其实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我们不妨先简单盘点一下毛死后,中共政变的那些事儿。动用军事力量的政变,有三次。

第一次,1976年9月9日毛死,不到一个月,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叶剑英和汪东兴,将毛的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5人抓捕,文革就此中止。这次政变主要是靠汪东兴,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掌握著中央警卫局,用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执行的。政变顺利,动作也不大。

第二次,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邓小平动用了几十万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用赵紫阳秘书鲍彤的话说,邓小平镇压六四,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达到了让赵紫阳下台的目的。但这场政变中,邓小平针对赵紫阳,并没有像抓捕四人帮那样直接动用军队,其实也用不上,因为当时邓对政局有绝对的掌控力。可是,邓还是不放心,因为一些军队将领、许多老军头都反对镇压,赵当时也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尚有些威信,所以北京戒严用了几十万军队,目的是部队之间相互监控、钳制,确保万无一失。这几十万军队除了屠杀学生外,在政治上主要起弹压、威慑作用,谈不上直接参与政变,算是间接参与。

第三次,六四之后中共的最大骚乱,是2012年3月19日的未遂政变。2月6日王立军逃到美领馆,直接导致了薄熙来3月15日落马。也就在3月15日,胡锦涛亲信许林平接任38集团军军长。3月19日夜,周永康调动大规模武警部队,包围新华门和天安门,要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大连实德富商徐明,并伺机行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许林平调遣38军士兵进入北京市中心,迅速将武警缴械。周永康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三次之外还有一次,是以一些军队高级将领为主干,突然逼宫,兵不血刃,达成目的。这就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密谋政变,成功留任军委主席。

原本,经过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五次激烈的辩论并经表决之后,中共议定江泽民十六大全退,江还为此讨价还价,趁机将自己的几个亲信当了常委;但江的权力欲望与阴谋诡计,超出一般人的想像。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第四次会议上,被江许愿当下届国防部长的张万年,突然站起来用非常强硬的态度发难,提出了由20名主席团成员(全部为军人)联署的“特别动议”,建议江留任新一届中央军委主席,并提出5点理由。最后,举手表决,除李瑞环、尉健行、曹庆泽三人弃权,张万年等20人的“特别动议”获得会议通过。江留任军委主席,直至2004年交班胡锦涛。但胡锦涛就是接班了,也还是被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只有等到习近平上台后,江泽民的军中人事布局才被粉粹),胡锦涛的政治能量,与江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盘点这四次政变,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两个特点。

第一,政变成功方都是政治优势者,占有上位,控制话语权,势力庞大,根深蒂固。试看:四人帮多是叫嚷,没多大根基,没什么威信,叶剑英等实权派也没怎么把他们放在眼里;赵紫阳虽有威信,但没根基,政治能量与“总设计师”不是一个等级的,被废黜时几乎没有反抗能力;周永康虽是政治局常委,掌管着近200万力量的政法系统(核心是武警部队),虽跋扈嚣张,却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人也不是举旗为王的料,政变具体目标也不是篡夺最高权力,莽撞举事,名不正言不顺,遂被胡温轻松制服,还迫使江、曾与周切割。

第二,政治力量优劣决定政变结局,军事力量是个筹码,但单凭军事力量难以发动政变,更难成功。中共一贯强调“党指挥枪”,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严格控制。一般情况下,政治优势者都控制着军事力量。中共内斗残酷,附带的,中共体制对政变的防范也相对成熟。这大大增加了政变的难度。

这就比较好解释:习近平先后拿掉两个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和两个现任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为什么没有引发强烈反弹?

同样,这也可揭示一些政变传闻的不实。例如,传言2009年中共17大四中全会时,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峰辉因为没得到军衔的提升而发动政变,阻止了当天会议上选出的胡锦涛18大接班人,直到一年后的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才被宣布为胡的接班人。

2017年19大前夕,房峰辉和张阳落马,被称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也被拿下,传言他们密谋政变。这些人勾结在一起谋划政变,这是有可能的,但要举事就不大可能。因为,他们虽有势力,但毕竟不处在政治核心圈中,只算方面之才,没有统帅全局之力,他们中也没有一个核心人物、狠角色。

本文开篇提到的,传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换人与政变有关,这个传闻也难属实。

从当今中共政局来看,内外交困,的确,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同时,难度可能也越来越大。

其一,政变的核心人物难以浮现。江曾派系这边,江泽民是垂死之人,曾庆红野心勃勃、诡计多端,但自身劣迹斑斑,没有人望,做狗头军师可以,当老大则不可能。(泛)团派这边,李克强、汪洋都无明显的篡权意志和能量,只是坐等形势发展。太子党这边,习近平早就严加防范,亲手摧毁了太子党派系,薄熙来倒下后,太子党这边就没有强力人物了。而没有核心人物,政变难以发生,发生了也难成功。

另一方面,中共现在这个烂摊子,任谁上台也摆不平,明智一点的人没有愿意伸头的。大家都把习近平当作背锅的,让他来搞,在台上撑著,自己尽量溜,找后路。

当初苏联“819”事件,苏共强硬的头面人物,包括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克格勃局长和苏联国防会议副主席等等,实力不可谓不雄厚,可为什么政变3天就失败了呢?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核心人物。

其二,习近平严防政变。对现任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习通过一年一度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听取五大机构(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汇报及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同志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三招,确保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其他常委根本无法与习并肩。

对“老同志”,则如今年一封以“邓朴方”的名义写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所说,“为了阻止老同志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体动议,中央居然动用军警把一批老同志和现任党政军大员都加以‘特殊保护’,名为‘特殊保护’,实际上是限止通讯、限止行动自由、限止客人到访”。

习的严防死守,使得中共高层串联发动政变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了。

这样,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交错在一起,最后导致的将是爆炸性结局:好一点的是“戈尔巴乔夫模式”,交出权力,叶利钦取而代之;糟糕的则是“齐奥塞斯库模式”,夫妻死于乱枪之下。但不管哪一种模式,中共都必然解体。

看看当今中共的现状和世界的潮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共灭亡是谁也挡不住的;鉴于中共的邪恶要超过比苏共、罗马尼亚共产党许多倍,民愤更大,那么对中共的清算恐怕也会严厉许多;谁要保中共,谁就要承担中共的一切罪恶。

最后,我们且来回答“中共何时发生政变”这个问题:政变很可能是与中共灭亡同时到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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