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秘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长期都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巨大的集中营系统也不例外。有近1000个大型营地以及无数的拘留中心，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历史中，甚至在一些较为详细和近期的作品中，它们均未被提及。镇压机器自我隐藏得很好。由于以监狱或强迫劳动惩罚过于像旧政权，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被发配去接受劳动“改造”或劳动“再教育”。主要拘留营被伪装成大型公共企业，所以必须要知道：比如，门上的名字是“荆州工业染色厂”，实际上是湖北省第三监狱；或者比如，门上的名字是“英德茶园”，实际上是广东省第七劳教中心。连囚犯的家人写信也只写给匿名的邮政信箱。整个毛时代，探视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是被禁止的，该过程一般持续一年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亲属并不总是被告知囚犯被监禁甚至死亡，或者在很久以后才被告知。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被关押在一所秘密监狱里。其子女直到1972年8月才得知，他死于1969年11月。只有在那时，他们才获准看望他们的母亲。自1967年8月以来，她像其丈夫一样一直被监禁。如果囚犯曾出去接触外部世界，他们就会接到严格的命令要求保持隐身。由于在牢房里习惯于垂着头、保持沉默，他们在火车站接到了奇怪的新命令：“在火车上正常行事。禁止，我再说一遍，禁止低头。如果有人必须去厕所，就握拳并伸出拇指向看守示意。允许吸烟和交谈。不许耍花招。看守接到命令可以开枪。”
多年来，来自前囚犯的说法极为罕见。一个原因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任何进入刑罚系统的人都很难摆脱它。另一个原因是，获释的囚犯不得不发誓，他们不会谈论其经历，否则他们会被重新监禁。所以，只占被监禁者数量很小一部分的外国人提供了大部分内情。这些内情仍占可得信息的大部分。外国囚犯因受其政府的保护，一般都会活着出来。一些人明确被指控其任务是向外界证明被困在那些被遗忘的监狱里的人们的苦难。让．帕斯夸里尼的案例即是如此。他的中文名叫包若望。他的一位狱友告诉他，他和他的同伴为何如此精心地照顾他：“所有这些人，永远都离开不了，包括我自己。终身契约。你是唯一一个不同的人，包。有一天你可能会走出这个大门。这可能会发生在一个外国人身上，而不是我们身上。如果你出去，你将是唯一一个以后能够讲述此事的人。这就是我们想让你活着的原因……别担心，只要你在这里，你就会活着。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如果你被转移到其它营地，会有其他人像我们一样认为。你是贵重货，老头儿！”
有史以来最大的刑罚系统
劳改营是某种虚无之地──一个黑洞。在那里，毛主义的光芒蒙蔽了数千万人。作为一个粗略的指示，吴弘达（Harry Wu）估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有5,000万人经过该系统。许多人死在那里。根据让-吕克．多梅内克的估计，每年约有1,000万名在押者，相当于总人口的1%～2%。鉴于死亡率约为5%，他断定约2,000万名中国人死于监禁，其中包括1959至1962年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期间的约400万人（尽管1964年才恢复正常口粮）。同让．帕斯夸里尼不同寻常的披露一起，近期的两项研究（吴和多梅内克的研究）现在更好地说明了本世纪（20世纪）三大集中营系统最不为人知的概况。
该系统的规模是巨大的，囚犯的种类和系统的耐久性（首波大规模的解放浪潮1978年才开始）也一样。1955年，80%的囚犯严格说来都是政治犯，尽管许多普通罪犯被重新归类为政治犯，且其刑期相应地加长。到接下来的十年开始时，政治犯的比例已下降到50%，到1971年下降到三分之一──这也许表明了民众对该政权的不满，以及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犯罪率的上升。拘禁采取了各种形式，有预防中心、监狱（包括监禁前领导人的特殊机构）、官方劳改营，以及更为温和的驱逐中心，称为劳教和就业。拘留中心约有2,500座，位于不同的城市，是通往刑事判罚的必经之路。在被提起诉讼时，在押者就在这里等待──这个过程有时需要十年。刑期少于两年，也在这些中心服刑。约1,000座正式监狱只容纳了13%的在押者。它们一般由中央当局直接管理。这些戒备森严的中心，拘押着判刑最重的人。他们中包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人。在两年结束时，这种量刑通常因“真诚的品格改造”而改判为终身监禁。这些监狱也收藏着更敏感的案件，包括高级干部、外国人、神父、异见人士和特务。生活条件极为多变，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是奢侈的：在北京一号监狱──外国访客被带着参观的一座模范监狱，人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睡在榻榻米上，而不是木板条上。但严苛的纪律、在那里从事的工业劳动的严酷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不断打击，经常促使囚犯要求转移到劳改营的“露天区域”。
大多数在押者最终都被关进了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型营地。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位于北满洲、内蒙古、西藏、新疆，尤其是青海这些地区的半沙漠地带。青海是一个真正的刑罚省份──中国版的俄罗斯科雷马，气候夏季酷热，冬季严寒。那里的二号营地可能是中国最大的，至少关押着5万名被驱逐者。遥远的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营地被认为极其严苛，但总的来说，城市地区监狱工厂的工作条件要比这些巨型国营劳改农场的更加恶劣。在押者原则上归省或市政府（上海有个营地网络，这些营地分布在几个不同地区）管，所以他们往往来自同一区域，结果，比如说，中国东部就没有来自西藏的在押者。与苏联的营地不同，中国营地被纳入地方或地区经济框架，偶尔也只是国家项目的一部分。这些项目包括诸如到苏联Kirgiziya（吉尔吉斯斯坦）的“友谊铁路”等。由于中苏交恶，“友谊铁路”的建设停顿了三十多年。
营地的囚犯分为三类。在毛的统治下，保持时间最长的最大群体由专门被判劳改的人组成。“劳改”可翻译为“劳动改造”。这些被判中等或长期刑期的囚犯以军事方式组织成中队、营和公司等等。他们失去了其公民权利、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且很少被允许接待访客。接受“劳动教养”即劳教的人是第二类，他们在相同营地，或偶尔在特殊机构。这是1957年8月在反右运动中发明的一种行政拘留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将安全部队的法外监禁活动正式化。受害者实际上并没有被判刑，因此对他们的拘留没有固定期限，他们没有被正式剥夺公民权利，尽管例如在营地投票是不可能的。他们得到了一小笔工资，其中大部分被扣留以支付食宿费用。他们被指控的大多数都是轻微罪行，其劳教时间很少超过几年，但是他们了解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劳教所的纪律、拘留和工作条件，与劳改营里发现的非常相似。二者实际上都是由国家安全机构掌管的。
就业类的“强制工作安置人员”有稍微多一点的特权。他们有时被称为“自由工人”，但他们没有离开工作地点的权利。工作地点通常是一个营地，特殊情况下，一年或许会更换两次。他们得到较好的待遇，报酬略高于劳教囚犯。他们可以将他们的家人带到营地，甚至在那里结婚。然而，他们生活在半监狱条件下。这些是营地的一种减压室。获释的人常常被关在那里度过余生。95%的劳改囚犯一旦服完刑期，便被关押在就业营里，直到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这个数字仍旧是50%，加上20%到30%的前劳教囚犯。他们与他们原来的环境隔绝，失去了工作与在城市居住的权利；他们通常是离婚的，因为妻子不断被当局煽动离开“犯罪的”丈夫；因为曾经“犯过罪”，而注定一辈子都是嫌疑犯。他们无处可去，因此被迫接受他们的现状。由于他们没有什么可指望的，甚至劳改囚犯也为他们感到难过：
我们开始邂逅的自由工人是一群很可怜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住在监狱里。他们懒惰、无技能，又肮脏。显然，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付出努力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他们一直很饿，服从于守卫和看守的命令。夜间，他们被关起来，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我们的条件与他们的条件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家庭访问特权。其它的都无足轻重。诚然，他们此时领到了工资，但他们不得不将其花在吃穿上，这些不再是政府免费赠送的礼物。这些自由工人只是满不在乎。
因此，在毛统治下，任何判决实际上都是终身监禁。（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