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急遽上升
尽管有一种相当敏感的民族主义，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场纯粹的本土悲剧的受害者，这场悲剧即一小群理想主义者转向邪恶，且可悲的是，传统的精英们无力做出反应来拯救国家或他们自己。这种组合在亚洲或其它地方远非特例，但只是很少会导致革命。也应归咎于其它因素，包括该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别是与老挝和越南的漫长边界以及那个历史时刻。自1964年以来一直肆虐越南的那场全面战争，无疑是这些事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内战（1970-1975）
自1863年以来一直接受法国保护的高棉王国，差不多安然无恙地躲过了1946至1954年的印度支那战争。1953年与越盟有关的抵抗组织开始形成的那一刻，西哈努克亲王发起了一场和平的“独立运动”。在西哈努克与巴黎之间良好外交关系的推动下，这场“运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削弱了其左翼对手。但是，面对越南共产党人与美国之间随之而来的对抗，藉以微妙的平衡手法，他试图让柬埔寨保持中立。这让他在国内失去了所有党派的信任，且越来越不被人所理解。
1970年3月，这位亲王被自己的政府和立法机构罢黜，此举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但显然未积极参与）。该国陷入混乱，针对越南少数民族的可怕大屠杀开始了。该国约45万越南人中，有三分之二被迫逃往南越。共产主义越南的使馆建筑被烧毁，并且向所有外国军队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即离开该国。最后通牒当然被忽略了。河内发现，自己在该国境内除了红色高棉外没有任何盟友，就决定完全支持他们，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并提供进入越南境内训练营的通道。越南最终以红色高棉的名义占领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更确切地说，是以西哈努克的名义。西哈努克对他早先的耻辱大为愤怒，以至于他与当地的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而这些人此前是他最大的敌人。在北京和河内的建议下，共产党人铺上红地毯隆重欢迎他，却没有给他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这样一来，内部冲突变成了保皇派共产党人与高棉共和国之间的对抗，后者由朗诺（Lon Nol）将军（不久成为元帅）领导。高棉共和国的军队比北越人的军队弱得多，而且似乎无法利用西哈努克在知识分子和城镇中产阶级中的不受欢迎程度。他们很快被迫请求美国以轰炸袭击、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的形式进行援助；他们也接受了南越人的徒劳干预。
1972年初，当最优秀的共和军被摧毁时，“真腊二号”（Chenla II）行动遭遇灾难性失败后，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痛苦煎熬，因为红色高棉在主要城市地区周边加强了控制。这些地区最终只能靠空运接受供给。但这次后卫行动具有凶残的破坏性，且扰乱了民心。与越南人不同，这些民众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美国的轰炸袭击规模巨大：作战区投放了逾54万吨炸药，大多发生在美国国会1973年8月切断对此类袭击的资金支持前的六个月内。轰炸拖慢了红色高棉的进展，但也确保了在此时充满对美国人仇恨的乡村绝不会缺乏新兵。它还造成难民大量涌入城市，以此进一步破坏共和国的稳定。这些难民可能占800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难民的这一增长在红色高棉胜利后促进了城市地区的疏散，并使这些高棉人得以在其宣传中反复声称：“我们击败了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因此将战胜一切对手——自然、越南人和所有其他人。”
1975年4月17日金边和共和国最后一批城市的陷落，很长时间都在人们预料之中，以致于来临时让人松了一口气，即使对失败者来说也是如此。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比一场如此残酷和徒劳的内战更糟糕的了。然而，一直都有迹象表明：早在胜利到来之前，红色高棉就已迫不及待地显示出他们嗜好暴力和极端措施的令人不安的天性。1974年，在古皇城乌栋（Oudong）被占领后，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
随着“解放”浪潮横扫全国，“再教育中心”建立起来，且越来越难以与“拘留中心”区分开来。理论上，这些“拘留中心”是留作关押惯犯的。最初，这些再教育中心以20世纪50年代的越盟监狱营为蓝本，主要留作关押来自朗诺军队的囚犯。这里从来没有任何应用《日内瓦公约》的问题，因为所有拥护共和政体者都被视为叛徒，而不是战俘。在越南，没有对囚犯的蓄意屠杀，无论是对法国人还是对本地人。相比之下，在柬埔寨，可能最为严格的管理体制成为常态，似乎早已确定，囚犯的正常命运就是死亡。亨利．洛卡德（Henri Locard）研究了一座容纳逾千名在押者的大型营地。它建于1971或1972年，关押着敌军士兵及其真实或假定的家庭，包括小孩，一同关押的还有佛教僧侣、可疑的旅行者等等。由于遭到严苛对待、 食不果腹以及感染广泛流行的疾病，大多数囚犯和所有儿童很快死亡。处决也很常见，一个晚上就有多达30人被杀。
对平民的大规模放逐始于1973年。约4万人从茶胶省（Takeo Province）被转移至越南附近的边界区，许多人逃往金边。在尝试夺取磅湛（Kampong Cham）市失败之后，成千上万的公民被迫陪伴红色高棉进行撤退。橘井（Kratie）是有待攻占的城市中的首座，其人口完全被清空。1973年也标志着与北越决定性的决裂。柬埔寨共产党拒绝参加1973年1月关于美国撤军的巴黎谈判，激怒了北越人。因此，后者大幅削减了援助，因而也削弱了其影响红色高棉的能力。波尔布特的团队利用这一形势的变化，开始消灭约千名已返回柬埔寨的“越盟高棉人”。在1954年日内瓦和平协议之后，这些前反法抵抗运动战士已动身去了河内。由于他们的经历以及与越南共产党的联系，他们代表了真正可取代红色高棉领导人的人选。这些领导人中的大多数只是在印度支那战争之后或在法国学习期间才走向共产主义。后者中的一些人此前就已开始其在法国共产党内作为激进分子的政治训练。与越南绝交后，红色高棉开始重写历史，强加了柬埔寨共产党于1960年成立这一教条，而不是像1951年作为胡志明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部分之实际情形那样。该党以越南为中心。这种策略取消了当时被迫害的“有1951年背景的那批人”（’51s）的历史合法性。它也为与越南共产党的人为决裂铺平了道路。越南军队与红色高棉之间的首波严重冲突可追溯到这一时期。（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