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至1985年饥荒期间人口大规模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是想切断游击队与其平民基地的联系，这样说也许太过分了，但的确存在大幅度的地方人口流动。尽管厄立特里亚几乎没有改变，但沃洛却受到了严重影响。1984年11月至1985年8月被迁移的525,000人中，有31万人（占全省人口的8.5%）来自沃洛。戈达尔（Godar）等一些边境地区有很大一部分人口（30%～40%）被清空，其中许多人在苏丹反对派团体控制的营地里避难。尽管饥荒在西方受到的巨大关注，但它并不是一种全国性的或前所未有的现象。尽管饥荒极为严重，但也不过是一场波及25%人口的区域性危机，且是可追溯几个世纪的一系列饥荒之一。（最近的饥荒发生在1972至1973年，成为前政权垮台的主要因素。）数百万农民的贫困使饥荒的后果愈加严重。这些农民此前被迫放弃了其储备粮，以完成国家要求的交付定额。农民们已经被征收了沉重的税赋，且不得不在黑市上以极度飞涨的价格购买谷物，结果却被迫以固定价格卖回给国家。他们中许多人还被迫处理掉他们的家畜，因此在最糟糕的时刻严重缺乏食物。当饥荒在1982年开始时，是一场真正干旱的结果，但这场危机却因贸易实际上的停止而显着恶化，部分是源于对贸易商的严厉迫害，部分是源于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
通过控制援助和使民众背井离乡，当局将饥饿武器用于帮助实现其目标，这自然包括让异见者噤声和改进党国对太空的“科学”利用。禁止非政府组织介入沃洛以外的地区以及挪用给提格雷的援助，迫使农村人口逃离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并涌向门格斯图部队控制的地区。这些强迫性转移，常常是通过宣布粮食正在途中而促成的，表现为人口从干旱的北部向较潮湿和富饶的南部转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转移影响的不是饥荒受害者，而是受军事控制的部分人口，无论他们在食物和地理位置方面的情况如何。德尔格部队和提格雷解放阵线之间冲突肆虐的地区的居民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尽管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选择留下，但实际上，人口外流的规模意味着留下来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包容性的专制就是当局所称的bego teseno──“善意的胁迫”或“为他人利益而进行的胁迫”。该政策是在饥荒爆发前于1980年推出的，目的是在大城市中寻找“志愿者”在国营农场工作。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以至引起了英美反奴隶制组织的关注。
针对游牧人口的“村有化”（villagization）政策遭到部落顽强、有时血腥的抵抗，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共产党政权下农民战争的典型。如莫桑比克的情况一样，其目的是将农村社区分成更容易由党控制的协会，鼓励农民“改变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农村地区创建新的现代社会中开启新篇章，从而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与人口转移计划一样，目标既是扩大国营农场部门，又是创造“新人”。正如地理学家米歇尔．富歇（Michel Foucher）所指出的，“饥荒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受干旱和气候危机影响的地区，因为它被用作对该国进行重大空间重组的借口。”尽管某些行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这些行动的人命代价却极难计算。安巴塞尔（Ambassel）和沃洛等某些中转营14%的死亡率甚至高于饥荒地区所记录的死亡率。这种无能造成了20万至30万人死难。他们被故意剥夺了得到国际援助的机会。有的人在突袭中或试图逃跑时被杀；有的人在带他们到应许之伊甸园（promised Eden）的安东诺夫（Antonov）飞机减压的货舱中窒息而死或冻僵；有的人则在没有足够食物储备的情况下被抛弃，仅仅因为首批找到他们的人一时兴起（有时是蓄意谋杀）。此外，还有从“封建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期间丧生的同等数量的人。
这场饥荒总体上给该政权造成了混合的结果。门格斯图起初试图掩盖问题的严重性，但随后又利用1984年秋在西方出现的令人震惊的饥饿受害者照片进行反击。1984年11月16日，当情绪达到最高潮时，他宣布了转移250万人的决定。尽管里根政府对这一计划怀有敌意，但他仍设法在企业界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法国的反应有点淡漠。在那里，法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文化的熟悉，或许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决定抗议这次强制性移民背后的一个原因。由于这项决定，该组织的成员于1985年12月2日被门格斯图政权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良好的形象管理和联合国专家的支持使该政权得以积累粮食库存（其中大部分流向了军队），并从唱着圣歌《我们是世界》（We Are the World）的各种摇滚明星所制造的前所未有的人类团结浪潮中获益。这首歌很可能是埃塞俄比亚戏码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青少年的数百万人脑海中所留下的唯一痕迹。
1988年以后门格斯图日渐没落的命运，部分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命运相吻合。1990年3月宣布了从战区撤离苏联军事顾问。到此时，力量平衡已开始偏向另一侧。在所有战线上，军队都在从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中败退，该政权向国际社会发出求救信号。暂停移民安置政策和炫耀性地宣布经济自由化措施，与1989年5月16日发生未遂政变后军队最终的清洗同时发生。密谋者已被特务机关所渗透，报复行动极为血腥。1990年6月21日，门格斯图颁布了总动员令，从理论上讲它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人，但实际上包括从足球场或学校拘捕的14至16岁的人。1991年，高等教育机构被关闭，所有学生被勒令参战。当老虎钳继续对亚的斯亚贝巴收紧时，门格斯图于1991年4月19日宣布，他打算组建一支与伊拉克同等规模、拥有100万名以上士兵的应征部队。那时，他的军队已有45万人（相比之下1974年为5万人），以相当大的优势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大的军队。随着埃塞俄比亚军队继续遭受重大挫败，门格斯图开始失去控制。1991年5月21日，他经由肯雅逃往津巴布韦的哈拉雷（Harare）。在那里，反对罗得西亚（Rhodesian）白人殖民者斗争的英雄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给予了他庇护。1994年秋，门格斯图被传唤到亚的斯亚贝巴出庭受审，为埃塞俄比亚的悲剧负责。津巴布韦拒绝引渡此人。东德记者曾经在《埃塞俄比亚先驱报》（Ethiopian Herald）中援引他的话说：“我们将清算过去的魔鬼遗产，并将自然本身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