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的规模
难民问题
难民人数不断增长。1980年底，估计有超过100万的难民逃离了阿富汗。到1982年年中，80%的知识分子已经离开。1983年初，战前总人口1550万人中，有超过300万难民。1984年，该数字超过了400万，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了500万。除了那些已离开该国的人以外，还有200万国内难民被迫离开自己的村庄以逃避战争和镇压。据大赦国际说，离开阿富汗的难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超过三分之二的难民逃往巴基斯坦；其余大部分去了伊朗；极少数人到达西欧或美国。迈克尔．巴里回忆说：“1985年秋，我和瑞典医生约翰．拉格费尔特（Johann Lagerfelt）代表国际人权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 Rights of Man）在阿富汗东部和中部的4个省骑着马执行了一次秘密任务。期间，我们对23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发现56.3%的人口已经流离失所。”在阿富汗全境，苏联军队及其阿富汗助手施行的恐怖政治，直接导致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被迫迁移。
战争罪与对乡村的破坏
从一开始，苏联的袭击就集中在4个区域：沿边境、在潘杰希尔峡谷（Panjshir valley）、在该国南部的坎大哈地区、在东部的赫拉特，最后两个地区于1982年2月被占领。1981年，苏军奉行的全面战争策略迅速受到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的常设人民法庭（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的谴责。该法庭是“罗素法庭”（Russell Tribunals）（国际战争罪法庭）的继承者。罗素法庭“直接受纽伦堡法庭的启发，是其中一个合法的分支”。常设人民法庭开始调查一桩大规模杀戮案件。它被委托给阿富汗事务专家迈克尔．巴里、法律专家里卡多．弗赖莱（Ricardo Fraile）以及摄影师米歇尔．巴雷特（Michel Baret）。这项调查证实，1982年9月13日，在洛加尔（Logar）省喀布尔南部的帕德赫瓦博-伊．沙纳（Padkhwab-e Shana），躲藏在地下灌渠水管中的105名村民被苏军活活烧死。调查人员确定，苏军用汽油、四硝基赤藓醇和二硝基甲苯（一种高度易燃物质）的混合物杀害了这些阿富汗人，这些物质装载于他们带来的油罐车上，通过插入的管子释放。1982年12月20日，在索邦神学院（Sorbonne）举行的人民法庭会议上，这一罪行受到了正式谴责。阿富汗政府在巴黎的代表声称，该法庭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否认了这一罪行，辩称“阿富汗karez（水管）内的顶部只有几厘米高，人不可能装得进去。”
在同样位于洛加尔省的哈萨姆．卡拉（Khasham Kala）村，根本未做任何抵抗的100名平民以同样的方式丧生。每当苏军进入一个村庄，他们就带来了恐怖，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描述的：“车队在看得见村庄的地方停留下来。经过一场连续炮击后，所有出口都被封锁；然后士兵们乘坐装甲车进入村庄寻找‘敌人’。通常，对村庄的搜索伴随着盲目的野蛮行径。妇女和老人如果表现出任何恐惧的迹象，就会遭到杀害。对此有无数的报导。不管是苏联士兵还是阿富汗士兵，都偷窃收音机和地毯，并扯掉妇女身上的首饰。”战争罪行和野蛮行为千篇一律地反复出现：“苏联士兵将煤油倒在一名男孩的胳膊上，并当着其父母的面放火烧他，以惩罚他们拒绝交出任何信息。村民们被迫赤脚站在冰天雪地里以逼迫他们开口说话。”一名士兵辩称：“我们从不俘虏战俘，一个都没有俘虏过。我们只是在发现俘虏的任何地方杀了他们……如果我们进行征伐，我们不会用子弹射杀妇女和儿童。我们只是把他们锁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扔进几枚手榴弹。”
其目的是散播恐怖，把民众吓得屈服，并阻止阿富汗平民帮助抵抗力量。报复行动总是本着同样的精神进行。妇女从直升机上赤身裸体地被抛下；整个村庄被摧毁，为的是替一名苏联士兵之死复仇。观察员们回忆说：“坎大哈地区姆希基扎伊（Muchkizai）村附近的一个车队受到袭击后，科尔查巴德（Kolchabad）、姆希基扎伊和帖木儿．卡拉恰（Timur Qalacha）3个村的人口于1983年10月13日在一次报复行动中被屠杀。共有126人死亡：帖木儿．卡拉恰40人（即全村）、科尔查巴德 51人、姆希基扎伊35人。死难者多为妇女和儿童──50名20至32岁的妇女和26名儿童。车队刚抵达之际，所有年轻男子为逃避征兵就已离开了村庄。”村庄也遭到系统性的轰炸，以防止抵抗力量发动任何形式的反击。例如，1985年4月17日，苏军毁灭了村庄，以摧毁拉格曼省（Laghman Province）的抵抗基地，造成近1,000人丧生。1985年5月28日，苏军“清洗”村庄后，离开了拉格曼-库纳尔（Laghman-Kounar）地区。
国际公约遭到系统性的违反。一切证据都表明，各种类型的毒气被经常性地用来对付平民。关于使用毒气、催泪瓦斯和窒息剂的报告有很多。苏联空军轰炸阿富汗农村期间，密集地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和磷光剂。据称，1982年12月1日，毒害神经的气体被用来对付阿富汗抵抗力量，导致的死难人数不详。1982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显示，生物武器霉菌毒素（mycotoxin）被付诸使用。期刊《阿富汗新闻》（La nouvelles d’Afghanistan）于1986年12月指出，“苏联今年夏季已在坎大哈使用了化学武器”；《观点》（Le point）于1986年10月6日指出，在帕格曼（Paghman）使用了致命的化学武器。此外，苏军为人所知的是供应毒水，不仅导致人死亡，也导致家畜死亡。苏联最高指挥部下令轰炸已知的庇护逃兵的村庄，以阻止阿富汗人向逃兵表示欢迎。苏军还用阿富汗士兵作为扫雷行动的前线部队，并派他们出去，先于苏军测试地面。1988年末，苏军使用“飞毛腿”和“飓风”导弹扫清了他们主要的撤退路线。1989年，苏军重返10年前所走的路线，确保他们控制了所有通道，以防止抵抗力量发动袭击。
在撤退之前，苏联已经启动了一项杀死难民的新战略。大赦国际说：
逃离村庄的成群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遭受苏联人的剧烈轰炸，轰炸是作为对游击队袭击的报复。在列举的案例中，有一个包含100户家庭的群体。这些家庭来自该国最西北的法里亚布省（Faryab Province）舍尔胡多（Sherkhudo）村。朝向与巴基斯坦边境的500公里的逃跑过程中，他们两度遭到袭击。在1987年10月的首次袭击中，政府军包围了他们，杀死19人，包括7名6岁以下的儿童。两周后，直升机再次向该群体开火，造成5名男子丧生。
被怀疑藏有抵抗基地的巴基斯坦难民村，于1987年2月27日几度遭到无情的轰炸，包括马塔桑加尔（Matasangar）营地。
观察员还注意到杀伤性地雷的广泛使用。约2,000万颗地雷被布下，主要是在安全区周围。这些地雷被用于保护苏联军队和向苏联提供产品的大型工业中心。地雷也从直升机上投到农业地区，使土地变得无用。杀伤性地雷迄今已造成至少70万人伤残，而且今天仍是一大危害。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苏军还故意将儿童作为目标，从飞机上丢下设有陷阱的玩具。沙．巴兹加尔描述了对村庄的系统性破坏：“苏联人袭击了每一所房屋，抢劫并强奸妇女。这种野蛮行径比本能更甚，而且似乎是有计划的。他们知道，实施这种行为正在摧毁我们社会的根基。”
焦土政策和全面战争政策伴随着对阿富汗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破坏。喀布尔曾经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那里，“喀布尔的精神活着，良好的幽默近乎低俗，对道德和社会习俗普遍放松的气氛与农村的规范相差甚远。”由于战争和苏联的占领，这些文化特征消失了。因1979年3月该国西部发生的全面起义，赫拉特小城严重遭受苏联一再的轰炸和报复。城里的所有古迹，包括一座12世纪的清真寺和可追溯至16世纪的旧城区，都遭到了严重损坏。苏联的持续存在阻碍了他们的重建工作。（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