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证据表明，在未来数年中，言论自由可能会被禁止。而禁止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打着所谓规范“仇恨言论”的旗号。左派中，有不少人正热心推动这种潮流，或者为之欢呼喝采。但他们都没有充分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带来如何深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那些捍卫言论自由的人，对于左派封锁言论的动机，也常常是一知半解。
仅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已经有参议员提议，要取缔那些他们认为具有攻击性的言论；纽约市议会，甚至试图通过一项议案，如果有居民在言谈中使用“非法移民”这一用语，将被处以25万美金的罚款；大科技公司仍在他们的网络平台上，持续不断地屏蔽着某些言论；一些衍生于当年民权法和性解放运动的监管和司法先例，已经被扩展到了私人领域，开始允许官员和激进主义者们，对言论进行管控；那些和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教条公开唱反调的人，针对他们的言语讨伐，更是司空见惯。
以上所举的事实，可不是代表少数激进左派的个例。相反地，随着上一代人所推崇的自由主义，被纳入了身份认同政治的范畴，与其核心主张相冲突的言论自由理念，必然成为了首要的攻击目标。
要想了解失去言论自由后，所带来的的政治和道德后果，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保护言论自由的初衷。
它大略分为三点：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共和品行的养成。就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来看，这几点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当然也不会有自由社会。”
失去了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民主。
一方面，要实现真正的公民自主，所有有关公共利益和政策的论点都必须公开。同时，正如富兰克林所说，人民也必须能够自由地讨论“公共措施和政治论点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也是暴露和抑制“狭隘思维与狭隘人格”的利器。除却其它方面，言论自由可以迫使公职人员和寡头们，遵守公共利益准则和道德规范。正如美国早期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所宣扬的，通过自由的言论，“专制的公职人员将感到羞愧和胆怯，转而接受更正直与公平的行事方式”。
其次，自由的思想必须基于自由的言论。正如大陆会议所提出的，“真理、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全面发展”，有赖于新闻媒体和言论的自由。从这一方面来说，言论自由与人类的最高探索——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真理的求索——密切相连。
但与此同时，在思想方面，如同其在政治范畴的作用一样，言论自由也包含着防御的元素：它能阻止与自由相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而自由社会时常面临这些意识形态的挑战。
比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在《弗吉尼亚州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写道，面对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狂热主义，“理性和自由的探索，将是纠正错误的唯一有效手段”。理性的分辨，可以公开检验所有主张，从而防止思想专制主义的侵蚀。
第三，言论自由在塑造公民品行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对于共和国政府的平稳运作更是功不可没。通过自由的言论，公民形成了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思辨的习惯，他们也因此学会了如何得出理性的判断。如此一来，大众不会迷恋于浪漫、革命或任何不切实际的事业，以及其它民主社会中涌现的类似思潮。
然而，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让公民养成了理性说服同胞的习惯。相应地，这种习惯也带来一种开放的态度，也即愿意倾听他人的理性分析。
而理性辩论的反面，则是暴力征服。说服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强迫他们，是政治互动的最主要方式。因此，人们必须理性地说话、说服他人或是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沉迷于骄傲或愤怒的情绪。
这样的思维习惯，须历经几代人才能形成，但却极易流失。人们只消粗略地看看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就会知道这样的习惯是多么罕有。如果在美国实行言论管制，这些自我约束的道德和思维习惯就会消弱。人一旦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无法在公共利益和人类价值方面形成理性的判断，这时，他们就会倒向愤怒、仇恨和暴力。
在讨论了这些严肃的政治和道德后果后，人们也许仍然会问：为什么言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答案是：因为人类是个体生命，仅属于他们自己，拥有自己的精神；而言论，作为精神的产物，也当属于他们自己。换句话说，没人能拥有他人的思想。
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的，“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思想方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麦迪逊的这一说法，与他通过长年观察所得出的结论非常契合，“一个人的良知道义……比他的城堡更神圣”，侵犯其思想，就等同撕毁社会契约。
而如今，身份认同政治正打着所谓禁止“仇恨言论”的旗号，威胁着政治自由的基础，并试图削弱这些人们业已养成的精神和品格习惯。身份认同政治，是一种赢家通吃的意识形态，将受害者或被边缘化的群体（那些寻求解放、尊重和平等的人群）与所谓的压迫者集团（在美国已被明确定义为白人）对立起来。这些拥有压迫者特征的人群，都将被谴责、惩罚和噤声。这样的版图，容不下任何公民和解的余地。
必须说明的是，当前所指的“仇恨言论”，与种族蔑称毫无关系，与否认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言论也不相干。
相反地，据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人定义，“仇恨言论”是指伤害了所谓边缘化人群的自尊心的言论。确实如此，管控“仇恨言论”的真正意图是单向的：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可以自由发言；而那些所谓的压迫者群体，就必须被噤声。照着这种逻辑，那么马尔科姆（Malcolm X）的“白人魔鬼”的说法，与当今社会上所说的“这个国家最大的恐怖威胁是白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如言论定罪的倡导者——玛丽·松田（Mari Matsuda）所写的，社会必须容忍那些“有过受压迫经历的人群”的言论。
事实上，如果是来自边缘化群体的仇恨言论，只要是针对压迫者集团的，就不仅要被容忍，还要大加鼓励。就像那些身份认同政治的倡导者们所宣传的那样，要解放被边缘化的群体，就必须削弱和破坏压迫者的权力和身份，那么，针对压迫者的“仇恨言论”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嘉奖的英勇壮举。松田曾写道，一首“来自长久被屈服人群的、充满愤怒和仇恨的诗”，应被解读为“受害者为回应种族主义，而进行的自我认同的斗争”。
毫不奇怪的是，在欧洲和加拿大，“仇恨言论”已被定为刑事犯罪。然而，充斥在公共场所中的，是对基督教、异性恋和传统保守人群的诋毁。显然，“反仇恨言论”的法律并不会阻止此类言论，因为这不是它们被制定的初衷。相反地，这些法律，允许和鼓励那些极端主义者和思想家们，用他们的仇恨和诋毁来垄断公众话语权。
这类“反仇恨言论”的法规，还常常援引针对边缘群体的暴力，作为立法根据。但事实是，法律并不能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比如，在英国，反犹太族裔的“仇恨言论”被定为犯罪，可是该国的反犹犯罪发生率，超过美国（未对“仇恨言论”定罪）13倍；同样地，法国也已将反犹太言论定罪，但其反犹仇恨犯罪的发生率，仍然超过美国4倍。
那么，究竟要禁止压迫者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呢？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针对某团体的蔑称，但这些只是表面的例子，是拿来说服正派君子的。那些言论定罪倡导者的最大意图，是禁止所有对边缘化群体的批评，不管这些言论是否合理或用意良善，只要是有可能伤害到这个群体的自尊心就不行。
也许最令人咋舌的是，言论管控的触手，甚至伸向了那些可能伤害边缘人群自尊的数据和事实。正如言论定罪倡导者，理查德·德尔加多（Richard Delgado）和吉恩·史蒂芬奇（Gene Stefancic）所写的，谈论平权运动受益者在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即使是基于统计学的数字，也属于可鄙的“仇恨言论”。在许多领域，这些事实上的、可被证明的说法，只要被认为伤害了边缘群体的自尊心，都已被贴上了“仇恨言论”的标签。人们不难在生活中见到这类冲突，比如，医生和跨性别倡导者之间的矛盾。
照着这种逻辑，更大范围的争议，即使基于事实，也将不被允许。这是因为，就像德尔加多和史蒂芬奇所写的，“即使再坚决的司法机构，也无法通过禁止‘仇恨言论’，来推行公正和种族平等。”所以，那些迫害者的文化和观念，都必须被重塑。只有这样，电影、广告、报纸和学术期刊中，那些针对边缘群体的说法，才能被正面描述所主导（不管这些描述是真是假）。这样的结果，也将增强边缘群体的自尊心，不论他们是否真正赢得了这样的自尊。
换句话说，身份认同政治的倡导者们，必须用有关边缘群体的新神话，来取代压迫者的传统文化形象和话语权。同时，还必须将这些新形象包裹起来，免受外界的检视和批评。这样一来，由这些边缘群体发表的任何虚假言论，都不能受到争议：例如，人类的整部历史，都被描绘成一个关于父权至上和压迫妇女的故事；或者，性别仅仅是一种社会架构，可以自主选择；又或者，如《纽约时报》“1619项目”（1619 Project）所断言的，美国社会的建立基于白人至上的理念。
从本质上来讲，禁止所谓“仇恨言论”的运动，完全不亚于任何一场革命。它标志着自由意志的终结，以及美国社会中最后的政治自主的消失殆尽。这是因为，这场革命，要求从合法的政治议程中，剔除所有可能损害边缘群体自尊的基本政治问题。
例如，任何有关移民的政治辩论（不论其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都可能损害边缘化移民群体的自尊。因此，最后可以讨论的，就只剩如何增加移民的问题了。类似地，对于传统家庭观的辩护，可能损伤女权主义者和LGBTQ人群的自尊；对于犯罪的讨论，则可能损害某些高犯罪率群体的自尊。
当被允许的政治话题范围，被缩小到无关紧要的程度时，那些原本看似中立的话题（例如福利政策等）也会变得敏感。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一些种族中立的（政治）竞选议题”，比如福利政策，“也都明显地带着种族色彩”。那么，政治领域中可被探讨的话题，已经一无所剩。就连税收政策，都可能损害某些边缘群体的自尊。到这种程度时，政治上的自主已经荡然无存。
大多数美国人还未看清，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如何严峻的程度。
如今，只有53%的大学生（仅过半数），仍然支持言论自由。这样的数据令人震惊。限制言论的司法先例，已经被纳入教科书，并可能随时扩展而被用于限制私人言论。在未来几年内，这些法律标准，将被激进主义者和政府机构利用；而那些高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平台，俨然已成公众讨论的核心场所，也将奉行类似逻辑，来推行其言论禁令。
在未来几年内，身份认同政治与共和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将愈加明显。与大多数政治上的争议不同，言论自由是一种文明的准则：唯此方能延续共和国的民主自治，也只有言论自由，才能冷却认同政治所带来的狂热仇恨和错误理论。
但是，美国人不应指望法院会有所作为。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政治阶层，一群有勇气的领袖，能深刻理解言论自由和共和自治正面临的严峻威胁。
原文Freedom of Speech Versus Identity Politic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亚瑟·米利克（Arthur Milikh），是美国生活方式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执行董事。该中心隶属于知名的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
本文只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