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党史专家著称，并被称为“国共历史见证人”、“中国政治人物活辞典”的百岁人瑞司马璐（本名马义），于美东时间3月28日在纽约Flushing Union Plaza安老院无疾而终，享寿103岁。
司马璐是江苏海安人，生于1919年（与“五四”运动同年）农历闰七月初五，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投身革命洪流。卢沟桥事变后，他赴延安，曾任抗日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因认清中共本质，1943年逃离“革命圣地”，但继续争取民主自由，创办《自由东方》杂志，组建中国人民党。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斗争十八年》，写出了“中共官方不能言、不敢言的历史真实故事”，和自己从投奔革命到认清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本质，再到选择自由的心路历程，轰动一时。
以下是该书记录的若干中共黑幕：
杯水主义
延安男女盛行“杯水主义”，青年女性因紧俏（性别比例18∶1）而昂然于群。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死缠司马璐女友夏森，强行约会，关门不让走。夏森在日记中哀叹：“罗校长啊，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缠我呢？女人，女人，女人到哪里都是一样啊！”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住着一位孕妇，说不出肚子里谁是“孩子他爹”，勉强说出办事处里两名男性，人家又都不认账。（第40、100、131页）
“一般女同志被派出工作，除了少数以外，差不多始终只做些男同志的辅助工作，她们多半以“临时太太”的身份，由党暂时配给某一个男同志。这是革命工作呀，她们当然只得服从，她们时而被调开，时而又配给另一个男同志。在这些女同志的工作期间，“临时太太”造成多少悲剧，女同志们流了多少眼泪，出现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啊！”（第132～133页）
红色恐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是中共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第192页）……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第198页）
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
“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第193页）
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第193～194页）
屯溪事件
屯溪某布店是中共联络站，李老板夫妇连伙计不过四人，但开饭时总坐满一桌。不过虽然吃在一张桌上，彼此不通问也不介绍。另一联络站为王大嫂处，专门用于个别谈话。王先生据说长年在外跑单帮，其实是中共华东局派来的一对假夫妻，租好房子后，王先生就奉命调往别处，王大嫂就成了“老头子”的情妇。
一次，司马璐请王大嫂递一张条子给“老头子”，遭到一阵训斥。司马璐辩解：“王大嫂是我们自己人。”老头子歇斯底里暴跳起来：“谁是自己人？谁？谁？”（第196页）
“老头子”还告诉司马璐，“上海平日杀共产党最起劲的巡捕，说不定就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不多杀一些共产党员是没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几个自己的干部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也是对党的一种贡献呢。””（第197页）
一次，几个联络站的安全信号全撤下，原来一位自制炸药的本地同志失手，发生爆炸，被邻居当成汉奸扭送警察局。由于此人知道几处联络点，只得全体“紧急搬家”。三天后，“汉奸”出狱，听说他家里花了点钱。“老头子”判定是国民党的反间计。几天后，“汉奸”失踪。司马璐问“老头子”：“是不是我们把他干了？”最初，“老头子”推托不知道，后对司马璐讲了一套理论：
“你知道吗？革命是需要残酷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们的敌人。……错杀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革命是多么一件大事。”（第200页）
但那位“自制炸药”同志的家属却向地方当局要人，警察局当然不知下落，家属却盯着：“先前被你们关过，现在继之以失踪，还不是你们干的吗？”此时，“老头子”布置屯溪中共地下党员发动地方绅士出面，控诉国府残杀青年，油印传单写得十分凄惋，声称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又一滔天罪行”。而国民党也把所有宪警训斥一顿。
“屯溪事件”后不久，“老头子”再次开导年轻人：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
“最可怕的是：中共的纪律，像老头子这样的负责干部，被捕后即使不死在国民党手里，释放后组织上也会立刻派人去把他干掉的。”（第213页）
司马璐发现，“共产党人所关心的不是抗战的胜利，而是如何加重这些腐蚀的因素，加速这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动摇抗战的基础，打击政府的威信，以便于他们准备革命条件。”（第169页）
“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地充斥着我们的同志，他们藉日本人的刀，去屠杀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员，甚至我们党的组织也经常与日本人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据我直接知道，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党在日本人合作之下的杰作。……做汉奸也是革命，听说好多大汉奸都是我们党的同志，比如像袁殊（当时的伪中央宣传部长）”。（第210～211页）
筹款秘诀
游击队员瞿飞几年躲在山里，实在太苦，此时调来做白区工作，负责管钱的财务，“真是到了天堂哪！”几杯老酒下肚，他向司马璐透露游击队如何解决经费问题：
其实，只要发得下狠心，找钱也不难。打土豪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你要是指他是个通敌的汉奸，他就没有话说了，反正是不必经过公审的。或者还可以把游击区以外的有钱的绅士拖进来。……武装走私也是个办法，伏击敌人的运输车辆也是个办法，不过那总是太危险了。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抢……
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对我们发生反感吗？
你真是又太书生之见了，这完全是技术问题。比如说，我们先派一部分同志化装土匪去抢了，等到老百姓报告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就立刻派一支部队追上去。这时，我们那些奉命抢掠的同志，已经满载而归，从另一条路归队了。这样，老百姓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反感，我们地方党的组织，还要发动老百姓对我们慰劳呢！（页202～203）
这位游击队员还向司马璐透露了另一“万万说不得”的筹款途径——印制假钞，“你不见我们党里拿出来的都是一叠叠的新钞票吗？还不是这么哗啦哗啦发出的？！”（第204页）
对自己“同志”灭口
司马璐延安枣园“敌工培训班”同学陈健民，昆明国府后勤机关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党员。一天，党命令他逮捕某人并立即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此人为图谋不轨的共党分子。当陈健民遵命将此人逮捕，一看，原来也是枣园同学——会唱山歌的矮个子李毓兹。经过交谈，原来昆明中共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李毓兹奉命抢劫昆明大商号源昌公司。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有龙三公子股份，龙云追缉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组织这下慌了神，因为中共在西南的活动全靠龙云掩护，现在抢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获，如何得了？至此，陈健民才明白组织命令他捕杀李毓兹，竟是为了灭口！他把自己“任务”告诉老同学，两人相拥而泣。最后，陈健民送了一点路费给李毓兹，嘱他走得越远越好。陈健民自己提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庆。（第246～247页）
正是上述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使司马璐最终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在痛苦中觉醒了。他说：“这个党是一个完全以命令支配党员行动的党，军事化的党，特务化的党。每个党员，毫无保留地毫无还价地服从党的纪律。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杀人越货”四个大字。”（第225页）“这许多年来。我的一颗纯洁的心一天天受到损伤，我贡献了我的青春给这个理想——我过去把他看得如何的崇高和伟大。如今，他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经全部变得漆黑，这个追求，今天已经彻底的幻灭了！”（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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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