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来，“躺平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这个躺平宣示很简单直白的六不主义，叫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有网络写手大概是担心这个新主义在大陆境内流传还不够，就广而告之，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遂将这个“躺平主义”英语音译为tangpingism，并且做了这样的注解：起源于中国，这是一个群众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反对资本剥削，表现为以最低限度的劳动维持现有的生计或现状，降低消费，减少社会交往。
躺平也引起官方的不满和谴责，中国官媒斥之为“可耻”，指“躺平”不事生产的做法不利个人和国家发展，“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笔者看这是发生在现今中国的一个社会动向，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所采取的消极地对抗生存高压的无奈之举。还对英语音译为tangpingism进行了修改，Tangping-ism。澳洲有朋友指出，这个音译不好，应该意译为lay-downnism。对此再修改为Lying-Down-ism, 译成英文"Lying-Down-ism" signifies the liberation and rise of the minds of Chinese young people. They do not buy houses and cars, they do not get married, do not give birth to children, and do not consume to maintain the minimum standards of survival. They refuse to be profitable machines and exploited slaves.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silent and helpless resistanc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奇事共观赏，疑义相与析。
反应大体相似，但各有不同侧重。
澳洲西人朋友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但又有点悲伤”。
知性才女的反应是“总结的不错，但反抗的不仅是资本剥削，还有权利压迫和盘剥带来的种种生存压力和艰辛，以及阶层板结、对社会资源难以访问所带来的无奈和绝望”。
认识中国国情者的反应是“如果再加上一句‘和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类似’，可能西方社会更能体会到，毕竟甘地的名气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西方受到支持和同情”。
印度朋友从中看到的是：“有意思，这很像圣雄甘地成功发起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合作运动”。
细究一下，这个“躺平”不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在中国有其历史渊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通创始人万润南就是一个躺平主义者，用他的话就是：“我们是打不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躺在了地上！”。所以万扔掉铁饭碗，捧起了泥饭碗，到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开办四通，就是一种“躺平主义”在内心的驱动。万要求当时的创业者，要么扔掉铁饭碗，到四通来落草为寇；要么离开四通，回去继续捧你的铁饭碗，两者只能选其一。当时四通所有的核心骨干都选择了落草为寇。他们是后来四通辉煌的奠基人。万润南说他的“躺平主义”来源于更早二十年的侯宝林相声里的表演，当响起口号“打倒侯宝林”，侯宝林就就地躺下了；说要给侯宝林戴高帽子，侯宝林立刻从身上取出自备的高帽子套在头上。万润南说从中受到启发，侯宝林属于“躺平主义”的祖师爷。以此类推，万润南就是“躺平主义”的祖师爹，时下的“躺平主义”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侯宝林这段相声没有看过，但是听过。我也比较欣赏“躺平”，在生活中常采用“躺平主义”来应对棘手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曾被内人责骂“楼倒牌子困倒地（上海话，只听到过，从未看到过书面文字）”。
“躺平”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姿态采取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实际上赵紫阳也是个典型的“躺平主义”者。文革期间造反派夺权，赵紫阳受到冲击，赵紫阳就把他掌握的省委大印集中一起拱手交给了造反派，很顺从地进入“牛棚”，平静地接受文革时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双规。1989年学运爆发，在与邓小平的剧烈政治冲突面前，赵紫阳再次“躺平”，逆来顺受，让中国与那一波民主化浪潮失之交臂。
据我所知中国历史上更早的“躺平主义”者是三国时候的司马懿。司马懿装病，有刺客去刺探虚实。一天夜里，刺客就来到司马懿的床前，挥刀就向司马懿的要害处砍去。司马懿临危不乱，继续躺平，反而躲过了劫难。以后耗死了曹操祖孙三代，高平陵之变一举拿下了曹魏江山，为晋代魏铺平了道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被冠以“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更是将“躺平主义”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所以，不可小觑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的“躺平主义”，它也许可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产生“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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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