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共四位老人，都是饿死在1956~1960之间，在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我的父亲是个小和尚，侥幸没有饿死，也被迫离开了寺庙，14岁成了流浪儿，在一个国营农场【丹徒县渣泽苗圃】乞讨时，被收留了成为一个农业工人，因为场长老军人是他的老乡。后来，他遇到了附近农村的我母亲，结婚了。但是母亲还是农村户口，不能跟父亲一起生活，还需要像强壮男人一样的独自在农村劳动，第一次怀孕七个月就流产了，后来生下了我姐姐，又怀孕了双胞胎男婴8个月时还要被迫劳动，又流产了，最后生下了我。
父母到了将近60岁时，所在的国营农场又被县政府卖给了私人，拆迁了。所以我的父母成了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拆迁户，三重灾难，谋生艰难。我在镇江市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汽车修理，但是毕业后无法就业，因为户口是丹徒县的不是镇江市的，就像Waitakere的人不能在Auckland打工，只能成为了农民工，到处打工，最后还要花钱买户口才能进城打工。我的妻子是农民失地后，在镇江市金东纸厂打工二十年也下岗了，与工友们上访维权请愿时，遭受迫害，他们的维权领袖，工程师臧大国先生，被保安拘禁，饱受屈辱，爬上了28m高的冷却塔，跳下死亡，太恐惧了！我的儿子还要被迫接受毒害教育，要给老师们送礼，参加补习班。
我家一位姨妈是法轮功修炼人，经常被治安委抓去，。我们都要参加凑钱，交付罚款5000元，才能释放她出来。因此，当地警察要到我们家调查我们有没有修炼法轮功，有没有传播“九评共产党”的资料。侥幸的是，我的姐夫丁强先生的中学同学就是当地的警察领导，所以没有过多追究。丁强先生带着我的姐姐和父母，2002移民到了纽西兰。
丁强先生是1989.6.4的天安门学生，在镇江当地一直被监控，到了纽西兰后跟西藏人一起抗议胡锦涛主席访问纽西兰，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独立中文笔会、汉藏友好协会，还是大纪元专栏作家，笔名草虾，参与了“九评共产党”活动，是镇江最大的“境外颠覆势力”，他的所有亲友都受监控调查。2009年、2015年他两次赶回镇江因为他妹妹生癌症、死亡，从下飞机到上飞机，全程都被严密监控，治安委（610）日常的监视跟踪，国保约他喝茶关于国内维权问题，囯安约他喝茶关于境外颠覆势力。我因为接待他而受牵连，两次被打工的工厂解雇。2017年他决定将要跟陈维健先生去日本开会，然后返乡探望重病卧床两年的父亲，很是冒险，要我带着儿子到了纽西兰读书，并照顾他的孩子们，以防他自己不能回到纽西兰。幸好，丁强先生只是被驱逐出境，乃至2019年初，他的父亲去世，他也不能返乡奔丧，而是去了印度，请求尊者达赖喇嘛为他的父亲超度。
我在纽西兰，经常参与民主中国阵线的聚会和民主行动，支持法轮功退党运动，支持709律师维权运动，支持西藏维吾尔自治权利，支持香港人“反送中”，抗议共产党迫害李文亮医师。。。我不懂他们的民主理论，但知道这是无私的正义事业，为人民造福。我家传统信佛，同意“真、善、忍”，四代人的不幸都是由于共产党专政的假民主。在2019年7月，我带儿子回到镇江探望我的妻子，也要受到警察的强行骚扰、恐怖调查。
2019.12.8世界人权日，我跟汉藏友好协会去共产党领事馆示威，知道了佛教大师班禅喇嘛第十世曾经是国家领导人，也是被害死的，还被操纵制造了假的转世灵童。接着发生了香港“反送中”运动，武汉瘟疫灾难，受到灾难的不仅是内陆汉地人，还有邻近的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乃至全球都受瘟疫失控的祸害。
2020.7.21，民主中国阵线纽西兰分部的朋友们去首都惠灵顿，配合法轮功修炼人的示威请愿，并将出席国会听证会，调查关于共产党在纽西兰操控政治制造恐怖的黑幕。在途中，习卫国、王乐成、余洪明等三位好友一辆红车不幸车祸，两死一伤；我和刘军驾驶的一辆黑车，载着陈维健、丁强、丁海江，共五人，因为自动导航，避开了危险路段，幸免了。第二天，我们在国会前献哈达默哀后，赶去查看了事故现场，瞻仰了死者，探望了伤者，感到恐怖。
我们也更坚信，只有坚持反抗，才能最终摆脱恐怖。
20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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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北京之春/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