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公司在现金流渐渐枯竭之际，要决定手头上的有限资金如何使用，是个棘手的选择题。近期恒大和花样年对此问题的答案，显示出一致性。
9月，恒大账上的数百亿元人民币资金面临“保交楼”还是“保兑付”、还是还外债的问题。保交楼就意味着把资金集中用于建完在建项目，保证已经预购的业主能够收到建好的房屋；保兑付就是保证已经“兵临城下”前来示威的理财投资人获得至少是本金的兑付；还外债就是按时清偿美元债券，保住在华尔街的信誉。账上资金有限，只能三选一。中共最重视维稳，于是恒大选择了涉及更多人利益的保交楼，以便把自己的政治风险降低，同时也较有利于恒大能够走出困境。外债就顾不上了。恒大的美元债券在9月23日开始的一周内有两次应付利息没能支付。不仅没付，而且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或安排。
10月4日，名列中国百强房地产第五十名的花样年控股，公告其没有偿付当日到期的2.06亿元美元债券。但是众所周知，花样年此前不仅一再声称公司没有现金流问题，已经准备好资金偿还10月份到期的美元债，而且其账上是有足额资金偿付债券的。为什么也选择违约呢？花样年创始人、控股人曾宝宝在10月8日致员工的信中，称9月29日公司的信用被标普从B级降为CCC级，阻碍了公司融资，出现了现金流问题，因而造成违约。在这封信出来之前，市场并未普遍知晓标普的这次降级，因为华尔街日报和财新网等专业媒体都没有报导，只有一些小众的财经媒体报导了。因此我推测尽管花样年账上还有资金，但是这一次降级导致花样年再继续发行新的美元债偿还旧债成为不可能了。其正在洽谈的融资估计都会受这个降级影响，资金周转真的遇到实质性问题，于是花样年迅速选择背信于华尔街的朋友，保障自己在国内的经营环境。
恒大和花样年接连在出现现金流问题时，选择背信于华尔街，集中力量照顾国内的需要。
9月24日，进入破产程序9个月的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与CEO谭向东被抓。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许家印的命运。许家印自己其实早已警惕，因此，他选择违约境外债务、全力以赴降低国内的政治压力，是很可以理解的。
花样年的债务危机没有恒大那么严重，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也好一些。更重要的是，花样年至今没有暴露出有类似于恒大向个人出售理财产品而产生的债务。因此，从账面看，花样年如果深陷危机不能自拔的话，曾宝宝面临的法律责任比恒大小很多。根据她在致员工信中所说，她选择背信华尔街、保留账上资金，主要原因是想让花样年平安度过危机。
如果房地产行业不死，花样年最终偿付美元债券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两个接连发生的案例，为其它发行美元债券的中国企业示范了一条路：违约美元债也不是那么太可怕，比起遭到中共的惩罚，压力小得多了！如果房地产行业危机进一步深化，现存的几十只中国房地产企业发行的美元债券都存在违约风险。因此，花样年违约导致中国房地产企业发行的美元债券价格大幅下跌。
关于房地产危机将如何发展的问题，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与国内业者的判断一致：除非中共政府改变对房地产业高杠杆问题的整治，房地产行业很难正常发展下去；然而，人们却看不到该政策会有放松和改变的迹象。金融家们无疑是失望的：中共政府似乎在放任房地产行业危机发展下去。
不知是否有金融家向政府求助的原因，布林肯公开呼吁中共对恒大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中共并未正面回应。
华尔街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与中共共进退，养肥了中共，自己也大发了一把。然而，中共经济毕竟是一个非正常的经济体，完全不以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来运行。华尔街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以为中共的无法无天只会危及中国企业，自己作为外国贵宾与客商的身份，是安全的护城河。
想要在一个无序、无理、无正义的经济环境中获利而不受伤害，金融家们也太脱离实际了。他们哪里想到，中共任意处置中国企业的做法，会有一天如此直接地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当中国老板们只顾得上讨好中共的时候，华尔街就是可以牺牲的一方。
中国老板们的选择，与习近平的政策好坏无关，也与哪个老板是否触犯法律无关。关键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暴政专制决定了这一切。再好的政策营造的环境、再遵守法律的企业家，此时的选择都会一样。
当然，随着事态的发展，如果拜登也加入布林肯来呼吁中共介入房地产美元债的问题，也许习近平会做一些安抚华尔街的举动，让中国的房地产老板们也重视偿还美元债务，这样金融家们也许能够收回来部分资金。
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讯，华尔街应该举一反三。在恒大和花样年危机中面临损失的贝莱德集团（Blackrock）、汇丰、瑞银和摩根斯坦利等大公司，难道不应该从中看到中共经济体的内在危机、看到西方资本并不能在中共专制主义环境中独善其身、不应该反思其中国市场策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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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