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菲访谈】专访程翔 (3) : 习上台后治港手法最大改变是什么?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2月08日讯】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香港一直被称为东方明珠,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一直以来有着自由和法治,也有着独特的文化。然而,在中共接手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特别是2020年6月中共《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的自由几乎丧失殆尽。

那么中共对香港是如何一步一步渗透和颠覆的?这一切对世界是个什么样的警示?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请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先生,为我们解读。

主持人:程翔先生您好。

程翔:方菲小姐你好,各位观众好。

2015年跨境抓人震动香港 逃犯条例打破两制防火墙

主持人:谢谢您,谢谢您继续来为我们解读,特别是给我们分析香港这些年一步一步的变化。

上次节目,我们谈到2014年中共发布了一个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基本上全面推翻了《基本法》的精神。而且它称《中英联合声明》是什么过期的历史文件等等。那么上次节目已经谈到了这个之后引发的一些后果,包括雨伞运动、占中运动。

今天请您重点再来讲一讲2014年以后,又发生了哪些标志性的事件,急剧地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环境呢?

程翔:我觉得2015年以后,最轰动的事情就是铜锣湾书店的事情。铜锣湾书店出版了一本书,有关习近平。本来这些政治八卦的东西,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都很多这类的东西。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是政治八卦,大家都没有认真去要取缔它。可是到了习近平年代,这么一本书引来灾祸。结果就是要把整个铜锣湾书店毁掉,就出现了很多令人家怵目惊心的事情。

一个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民海,在泰国给中共绑架回去。另外,铜锣湾书店在香港的一个店主吕波,也是在香港被中共的特工绑架回去。再加上他几个已经身在内地的员工,当然都给中共逮捕了。那么这种越境来绑架人回大陆的这个情况,就完完全全地无视香港的法纪,无视一国两制这个制度。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引起香港很大的轰动,很大的愤怒。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是非常担心,非常恐惧,因为完全没有保障了嘛,它随时可以过来抓人。

这个绑架的事情,还不是一宗,到了2017年又重演一次。中共在香港的四季酒店里面,把肖建华绑架回去。肖建华大家知道他是白手套,那时候也会替江家、曾家,还包括习家在香港做白手套。他给中共特工就从酒店里面,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绑回大陆。这个完完全全震动了香港。这是一个发展了。好了,到了2019年,中共就推出《逃犯条例》。

本来这个《逃犯条例》是因应一个香港的居民在台湾杀了他的女朋友,后来潜逃回香港。本来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台湾也愿意配合,把相关的罪证移交给香港政府,可以让他在香港受审,也可以让香港政府把他引渡到台湾去受审。这本来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可是中共就抓住这个机会,要香港修订这个《逃犯条例》。这个我需要做一点解释,为什么修订《逃犯条例》会引起整个香港社会的轰动呢?

就是因为这个《逃犯条例》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两制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这什么道理呢?大家知道在回归(主权移交)前,香港跟中共达成了一个协议,就在香港订立一个《逃犯条例》。这《逃犯条例》不是专门为中国的,它是适用于全世界。但是它的《逃犯条例》的第二条,就声明《逃犯条例》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为什么当初会这样做呢?当初是在回归(主权移交)前夕,为了让香港的老百姓放心,就是说中共不会随便到香港来抓人。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怕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没有信心,所以它同意在这个《逃犯条例》里面,明确订明这个条例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变成两制之间有一个区隔了。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这个《逃犯条例》,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是跟其它的,就是国际其它国家之间的一种引渡条约。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人逃到香港了,香港政府可以把这个人引渡回另外那个国家。但是如果说你中共说这个人是从我中国逃到你香港的,你要引渡给我中国,香港政府可以不予理睬,因为这个《逃犯条例》不适用于中国大陆。而香港本地的罪犯什么,那都是香港政府本地来审。对吧?是这样一个关系。

程翔:对,没错,你的理解非常准确。它是要在两个制度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就是这个目的。那么本来是相安无事的,结果就是因为出现了两宗越境绑架的案件,中共在越境绑架之后,引起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而且引起香港人很多的恐惧。这样一来,它就总是想用一个办法,能够合法地把中共想抓的人从香港抓回去。那么这就必须修改原有的这个《逃犯条例》。

所以结果林郑月娥就趁台湾这个事情,要修改这个《逃犯条例》,而她修改《逃犯条例》的核心内容,就是取消这第二条。那取消了以后,当然就等于是将来大陆想要从香港抓什么人走,它都可以了,根据这个条例。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把两制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火墙拆掉。

香港百万人上街反送中 中共反将香港资本家做替罪羊

那么这个理所当然就引起香港百万人上街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安全。所以两次大规模的示威就是这样引起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按它的来龙去脉来看,完全是中共的政策,导致老百姓这么上街。可是它现在的解释是什么呢?它把香港两百万人上街,归咎于,第一是外国势力在香港策动,当时首要就是指美国的势力。第二是什么原因呢?第二是香港的极端资本主义。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它在2019年的8月在深圳召开一次会议,把香港的很多大资本家找去。说香港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反社会示威,是因为很多居民他没地方住,就是说房租太贵、房屋太贵,年轻人没有办法买到房子,所以积累很多社会怨气,这个是你们资本家有责任。

就是说极端资本主义造成极端的贫富悬殊,这样就是造成香港的一些老百姓的不满。它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政策,把两制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火墙拆掉,引起香港人的恐惧,这个才是大家上街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我觉得它不是完全不考虑,它是非常明白是什么原因引发香港人民上街。但是它当然不能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它一定要找替罪羊,我觉得是。

程翔:对,是啊,就是这样,但是它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它在8月份那个会议,在深圳把一批资本家教训以后,这资本家回到香港来以后,乖乖地都在报纸上登广告,反对暴乱,谴责学生,谴责这些年轻人。唯有一个李嘉诚不按照它的调子来登广告,李嘉诚也是登广告了,但是他说“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意思就是要对年轻人网开一面。结果他就受到来自左派地非常猛烈地批判,然后大家就说他是整个社会抗争运动的大后台。

国安法将香港变大陆 中共不再需要暗地里操纵

主持人: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程翔先生,就是因为它《逃犯条例》在2019年没能通过,所以后来中共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是在2020年就直接来把《国安法》压给香港是吧?

程翔:没错,它就是因为它想通过的东西没办法通过,结果它就归咎为外国要策动香港来反对中共,以香港为颠覆基地,要颠覆中共的政权。所以它就马上就把它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那么一上升到国家安全,那它根本就不在乎你《基本法》规定,国家安全是由香港自行立法。它就直接替你立法,立了一条这样的《国安法》。那这个《国安法》就造成香港现在今天这种公民社会全面崩盘的这个局面。

主持人:那在其它方面,比如说在一些渗透不同界别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亲共的势力呀,甚至是在私下里去捣乱香港,搅乱香港的局势,这方面中共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您所了解到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程翔:在习近平以前,习近平上台以前,这些动作都一直在做,从回归(主权移交)前一直就是慢慢慢慢地来做。他有一个白蚂蚁精神嘛,白蚂蚁就是说你慢慢来,直到最后这个大厦轰隆就塌下来。但是习近平以后他就不太做这样的事情,完全变成堂而皇之来做。

你比如说《国安法》通过了以后,港澳办跟中联办就联合发表一个声明,我们通称叫“两办声明”。两办声明就是说香港的中联办,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来对香港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那么中联办先发表声明,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国务院港澳办也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

他说香港是中央授权的,所以有授权就有监督。既然中央授香港高度自治权,并不意味着中央放弃监督权,相反你要授权又用到好,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所以就中联办突然间就变成对香港政府有监督权的一个机构。

而这个跟《基本法》的规定完全是背道而驰,《基本法》第22条讲得很清楚,就是内地在香港的任何机构,都不得干预香港特区的施政。那么何来有一个监督权呢?中联办就是香港的最高监督机构,监督香港政府的实施。那就是等于说,回归(主权移交)前大家所担心的太上皇现在降临了。

回到刚才你的问题,以前它是通过地下渗透的办法,每一个界别、每一个地区,都有他们的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回归(主权移交)前香港登记的社团是八千多个,那就等于说港英政府统治了香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社会团体大概是八千多个,这是1997年的情况。

到了2017年的时候,就回归(主权移交)二十年以后,这个社团的总数飙升到二万四千多个。就是说它20年来建立的社团,与港英一百多年来建立的社团还要多好多倍,那么这社团干什么用的呢?这社团就是,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党建的一部分,他们党建是中共三大法宝之一嘛。

它就是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业余小组,都建立了他们的一些机构。所以你说同学会、同乡会、同姓会,然后什么歌舞团、什么什么这些戏曲小组,都是通过这些小组,大量地进行着渗透工作。基本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业余的兴趣小组,都有他们的人,这就是以前的渗透。

但是我觉得今后它不必再采取这种地下式的渗透,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公开地把香港变成,一个中国普通的城市嘛,在政治上起码是这样,经济上还有保留一点资本主义的味道,但政治上它已经完全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城市,它已经能够直接对香港政府行使这个监督权了所谓,其实香港太上皇。所以它也不需要再透过以前那种,偷偷摸摸的那种渗透办法了。

香港警察成为国家机器 两个原因将其改变

主持人:是,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对于香港一个很特殊的界别的看法,就是关于香港的警察。《国安法》通过以后,我们看到就是警察抓了很多人,那么很多这个在过去就比较活跃的,这种活动中出头露面的人很多都被判刑,那么也有很多人逃离香港。

就警察,就是在反送中,反这个《国安法》这个大规模的港人的游行,反抗过程中呢,我们看到香港的警察他就是起了一个镇压的作用,他在这个很多活动中他去追打年轻人啊,然后在很多时候抓了以后,关押过程中也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香港的警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还有在过去的一些我们看到影视作品中,他都是好像是港人的一部分那种,就跟港人关系很好,包括香港这个廉政公署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正的这样的一个化身喔。

但是在这两年中,它急剧地转变成一种国家机器,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它本身里面的很多人迫于专政的力量,就一夜之间就可以对自己的香港同胞下手呢?还是说它里面混进了很多中共的这种警察人员,原来的很多香港警察就被淘汰了呢?

程翔: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情况来看,一方面就是先谈谈短期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呢?短期看到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武警,从深圳过来换上本地的警装在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我们是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没有拍摄到的,就是很多在打人的时候那些警察是在用普通话在喊口令的。

这个也不是一次半次,而且很多次。其实在没有反送中抗争之前的占中,我自己也注意到很多便衣,挂着一些警察的通行证在讲普通话,在监督整个占中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派到香港来执行任务,这个一点都不假。

而且很多时候,有些警察也告诉我们说,他们被要求休息,然后把他们的军装脱下来,然后回家休息。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怀疑都是用来给深圳过来的武警来用的。这是一,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导层,警察的领导层,很多都是已经给渗透,中共是最关心掌握武装力量的。那么香港当然没有军队,但香港的武装力量呢,就是所谓的纪律部队,就是几个部门。

首先是警察啦、海关啦、出入境啦、这个消防啦这些,这些都是属于武装部队。那么它是从回归(主权移交)那天开始,它就在中联办里面建立了一个警务合作处。这个警务合作处呢,因为它的确是两地之间都有很多这些犯罪的事情,香港有人在大陆犯罪,大陆有人在香港犯罪,所以警务合作处听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通过警务联络部进行很多渗透的工作、统战的工作。比如说每年都有很大量的警务人员,是被派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啊、培训啦等等。你比如现在这个邓炳强,他就是中共浦东干部培训学院毕业的,这个东西专门为香港培训干部。

另外很多都是到了公安大学去受培训的。这个从回归(主权移交)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做法。那么你说这个做了二十年以后,说不定他们就已经成为这次受过培训的人,就已经可能入了党了,或者就是能够升到一个高职务的地步,所以就不排除这些人,很多都已经是接受了中共那套东西。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啊,要使劲来镇压这些。你也不要忘记中共对香港警队的渗透呢,早在1997年以前就已经出现。我们知道最早的是1950年,五十年代曾昭科,他做了这个香港警察学校的校长,这样的人后来给港人查出,他原来是中共的特务。

从50年代开始,中共就已经成功地渗透了这个警队;武装力量渗透开始得非常早,而且持续在做的。所以到了回归(主权移交)二十年以后呢,说不定他们的上层都已经是,全部是中共的人都说不定。

主持人:是,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很可能它在不断地培养它的所谓的干部,那很多人也经不起名利的诱惑。那还有一个领域我也想请您讲一讲,因为您是资深的传媒人,而且您说当时回归(主权移交)之前中共就把这个记者、媒体作为他们回归(主权移交)以后要收拾的对象之一。那我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呢,就是您观察到的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明显地开始收缩,甚至开始受到打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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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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