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大东语系主任、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季羡林语）
在《牛棚杂忆》里，季羡林专门回忆了这段经历。
他说，东语系批斗开始后，原来只让他做配角，很快又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激烈的敲门声响过之后，进来了两个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押解着他到了外文楼。进门先在楼道里面壁而立。他仍然是什么都不敢看。耳旁只听得人声嘈杂。他身旁站着两个面壁的人。他明白，这是陪斗者。过了一会，只听得屋里一声大喊：“把季羡林押上来！”从门口到讲台也不过十几步。然而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呀！四只手扭住了他的胳臂，反转到背上，还有几只手卡住脖子。他身上起码有七八只手，距离千手千眼佛虽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经够可观的了。可是在这些手的缝里还不知伸进了多少手，要打他的什么地方。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他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他戴遍了。他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我心里一愣，几乎吓昏了过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的仇恨，都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这个挂头牌的主角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地上没有缝，我是钻不进去的。我就‘安之’吧。”季羡林回忆道。
“打倒”的口号喊过以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接下来发言的人，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他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他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捏造、罗织、说谎。发言者说到激昂处，“打倒”之声震动屋瓦。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他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不久有人把他从地上拖了起来，接着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打人者中有两人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季羡林说，“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动地表？）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这时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回头一看，后头没了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腔子里，喘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黏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这样走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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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