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2022中国 “就业难”为何加剧?

针对就业难题,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与去年相同;但是,即使从官方表述来看,也会发现今年的就业难度远大于去年。

经济走势积弱不振,势难实现“比较充分就业”

当局评估今年经济形势严峻,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故将GDP增速从去年的“6%以上”降至“5.5%左右”。“5.5%左右”其实也是个底气不足的政治口号,并不是中国经济真能达到的目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25日修订的世界经济预测,认为中国2022年增长率为4.8%,下调了0.8个百分点。这比2021年的8.1%大幅减速。

大家知道,2020年中国经济遭疫情重创,这么低的基数,中共2021年的GDP增速目标也仅是“6%以上”,说明当局不是不知悉中国经济存在重症;而2022年中国经济的国内国际处境比2021年艰难得多(比如俄乌战争的重大冲击),却还硬要“5.5%左右”,是有其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确保“二十大”胜利召开、圆满结束。当然,在政治任务面前经济常识靠后摆,是中共一贯做法。

经济走势不振,就业率就难看了。经济学中有个奥肯定律(Okun’s Law),这是一个从数据总结出的经验规律,大意是说: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这在西方国家获得了较好的验证。虽在中国出现了严重偏离(学术界认为,严重偏离的一大主因是中共官方统计失业率失真,没有包括近3亿农民工群体),但奥肯定律的涵义——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这在中国仍是适用的。2022中国经济衰蔽,这就决定了就业环境的恶劣,“比较充分就业”说说而已。

这里有必要揭露一个谎言。这些年中共一再声称每年新增就业超一千数百万人,也有论者称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近年来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制造业就业人口自2013年起持续下降,5年间减少超过1000万人)。其实,“就业始终保持稳定”的假象,是用农民工(隐性)失业的血泪凝结成的,因为他们被迫回乡务农被认为是就业,不纳入失业统计。有农民工这个大蓄水池,中共的数据永远是“好看”的。何况中共操控数据和造假早就臭名昭著了。

中国“就业难”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本文要指出一点,中国的就业难并不是因为人多。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认为劳动力太多、无限供给,因此造成了就业的巨大压力,中共借此搞“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当今,中国的人口总量和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从1992年的“低增长率”转变为2021年的“零增长”(当年末 141,260万人,净增长仅48万人),2022年以后可能进入“负增长”;同时,生育率极低化,加剧老龄化。入口结构的日益畸形,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再具体到劳动人口:(一)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减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02年首次出现下降。15至59岁人口,2012年为93,727万,比2011年减少345万,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2020年更降至8.8亿人。(二)劳动参与率(有就业意愿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降低。国家统计局并未正式公布全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 可从汇总数据推算,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研究发现,2010 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持续下降。

在以上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已从“过剩”转向“短缺”。2019年经济学人智库发表预测称,20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将较2018年减少7,000万,这将限制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过去数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急速消散。又有论者指,劳动供给缺口预计到2025年扩大到600万人左右,到2035年将扩大到2000万人左右。

既然劳动力已经“短缺”,为什么中国还就业难呢?问题出在劳动力供给的结构问题上,也就是说劳动力所能提供的劳动与工作所需的劳动之间的不匹配,因此“缺工作”和“缺人”并存。

例如,2月22日,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四季度“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反映出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智能制造领域缺工程度加大。从100个职业分布看,有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自2019年第三季度该排行发布以来,制造业类职业占比一直较高。此前,其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就业结构性矛盾中共长期不去解决,现已积重难返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中国长期存在,但中共就是不作为;而且,近几十年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扭曲性的教育政策,使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以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为例。

先说农民工。早在本世纪初,中国沿海地区就开始出现民工荒,甚至一些普通中等城市、小城市,也都出现了劳动力不足。这显示(一)总量问题不是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二)大量的“血汗工厂”使劳动者一方面工资无法合理增长,另一方面无法发展劳动技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开始酝酿、发展,这意味着中共大大浪费了劳动力供给充足的“人口红利期”。当前,农民工大龄化问题愈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8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2020年上升至41.4岁,高于2020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38.8岁),2020年16-30岁农民工数量仅占22.7%。2021年末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29251万人,40岁以上占比过半,50岁以上占比达到26.4%,这部分人(约1.5亿)已很难通过职业培训来转型、胜任传统产业的作业要求,再就业挑战极大。

再看大学毕业生。这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转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50%),2019年开始普及化(毛入学率大于50%,“十四五”期间计划提高到60%)。应届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2022年首次过千万(为1,076万,增量167万,远远超过2021年35万人增量和该指标值此前十年约30万人的均值)。但是,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匹配,教育链—人才链—工作岗位链失衡, 早就出现了“毕业即失业” 、“大学生就业难” 、“白领失业”等等现象。2020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显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率为39.70%,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24.40%,教育不足发生率为35.90%,错配程度突出。相对而言,美国等发达国家教育错配率平均在10%以下。

结语

当前,中国就业压力与部分行业、地区招工难同时存在。这种“结构性错配”,绝不只是产业升级趋势下高技术劳动力相对匮乏造成的“技能错配”问题,也不只是青年劳动力不满工厂“长时间、单调劳动”模式的“期待错配”问题,而是中国经济转型、教育转型和社会转型问题,以及这三者的耦合、共振问题。恰恰,中共在这些方面口惠而实不至,贻误时机,致使问题积重难返。2022年将很难过,但这还只是开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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