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2年，俄乌战争、上海封城，对本已衰弱的中国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同时也明显提升了中共当局最担心的金融风险。
要知道，中共“吹”政绩的能力天下无双，都敢吹“全民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就是不敢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决定性胜利”。例如，5月16日，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发的署名“中国银保监会党委”的“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一文中，只是说“取得重要成果”。这既说明中共极端忌惮金融风险，又表明中国金融风险之深，远非外界所能想像。
从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中国的银行风险已经浮现了，当局也有所警觉。虽然这些都是老问题，并非一日之寒，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共震动、相互激荡，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本文例举四个方面的案例。
其一，河南、安徽五家村镇银行不能取现
4月18日，河南、安徽多家村镇银行先后发布公告，称因系统升级维护，银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将暂停服务。一些储户急匆匆赶往当地，但同样无法完成提现。截至5月7日，在储户交流群中，有2900多人登记了各自的存款金额，合计已经超过12亿元。迄今，该事件处置没有进展，当地金融监管机构、地方政府和当地公安部门、央行等都无实际措施维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
陆媒披露，涉事的村镇银行，多数都由许昌农商行控股，且在过去几年间，都曾因违规放贷被处罚过；村镇银行的部分持股人，与河南新财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为1.16亿，2022年2月10日注销，不仅控制了多家村镇银行，还控制了多家农商行，涉及多个省份；当地警方已经立案侦查，称初步发现相关银行和新财富集团合作，而后者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此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金融乱象，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村镇银行2007才在大陆出现，但数量已经超过历史长达数十年的农商行。截至2021年12月，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村镇银行共有1651家，银行法人机构数量占比约35.8%。整体而言，村镇银行资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一旦出现客户不信任或者发生客户较大规模提现，势必引发金融恐慌。
其二，银行开始限制活跃账户网上交易
近期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下调个人账户线上相关业务交易限额，包括线上转账限额及网上支付交易限额等。如光大银行在公告中称，自2022年5月12日起，默认单笔限额及单日限额统一调整为1万元。这对一些客户，尤其是商业客户，造成极大不便。如果转10万块，一天只能转1万，要10天才能转完。
国内媒体对此轻描淡写，称这是为反诈骗反洗钱、维护客户资金安全。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反映出金融平台遭到整治后，官方利用获取的大数据对客户个人资讯已能精准把控；另一方面，当局担心疫情之下很多人断供，银行坏帐太多，所以提前布局摸底，评估目前的情况。这表明整体的金融风险已拉响警报。
其三，“个人存取现金单笔超5万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闹剧
当局原定3月1日起，个人存取现金单笔超5万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金融机构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陆媒报道，该《办法》已经在去年10月29日央行2021年第10次行务会议审议通过，经过银保监会、证监会审签。官方解释此举是为了打击洗钱，加强对资金流的监控。
但是，2月21日晚间，央行官方网站发出公告，称因技术原因暂缓施行，相关业务按原规定办理。为什么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这个“政策一旦实施对中国经济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中国的经济真正有活力的就是那些灰色经济。·····如果把那些交易的漏洞完全堵塞，中国的经济将会变成死水一潭”。此外，新措施若落实外贸体系将陷于崩溃（因为中国庞大的出口贸易大多由小额贸易组成）。
长期以来，中共为控制金融，包括控制金融风险，一直在寻求有效管理大额现金存取。早在1997，央行就曾要求一日提取现金5万以上需核实取款人身份证件。2001年12月，央行规定，对于居民个人一次性支取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大额现金的，或一日数次支取累计超过50万元（含50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单独登记并于次日向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备案。2020年，央行决定在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试点开展大额现金管理工作，各地对公账户管理金额起点均为50万元，对私账户管理金额起点分别为河北省10万元、浙江省30万元、深圳市20万元。
社会对此不满。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寻租成本，也有很多腐败因素；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银行和客户都极力回避相关规定。不仅限于大额现金管理，银行许多监管制度都空洞化了，表面严格，实际稀烂，否则也不会发生那么多金融案件了。而这，恰恰是银行风险的一大根源。
其四，查不完的金融腐败
中国的金融风险是与腐败交织在一起的。最新案例，5月18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央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陆媒“第一财经”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4名银行高层被查。4月22日一天之内，就有三个金融高官落马，包括招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原风险总监韩凤林，福建省金融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蒋云明。
去年9月26日，中纪委宣布对央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等最关键的25家金融机构开展常规巡视。这是“十九大”后首次巡视金融领域，截止那时，那年已有至少23名中管金融机构高管落马，包括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与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何兴祥2名中管干部。
今年2月26日，巡查完成，称这些机构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在防范、识别、预警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缺乏足够的意识和机制，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存在薄弱环节。2月28日，中共中央深改委发出警告，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惩处金融领域腐败，查处违纪违法人员。众所周知，金融是中国最黑的两个行业之一，金融腐败防不胜防、查不胜查。当局的警告多是空话。
结语
当局视金融风险为心腹大患。3月初，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称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做好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处置工作，并首提“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为什么呢？担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因为金融监管并不能完全防止金融机构倒闭，而一旦倒闭了就必须处置，央行要出血。“为降低对央行或公共资金直接处置风险的依赖”，中共这才“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4月6日，中共发布《金融稳定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由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国务院金融委）统筹管理，作为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后备资金，用于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重大金融风险处置。
5月16日，中共银保监会宣称，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基础框架初步建立，首批646亿元资金已经筹集到位。资金来自系统重要性银行（2021年10月15日，中共央行、银保监会共评估认定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这些机构在存保基金保费基础上多缴纳了一部分，目前尚未明确是否会要求其他金融机构加入。
同时，中共监管当局强调金融机构自救的主体责任，以“内部纾困”代替动用公共资金进行的“外部援助”；对纳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4家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应具备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在陷入危机时能维持关键业务和服务功能的连续性，避免动用公共资金进行“外部救助”，并于2021年10月29日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要求其应于2025年初达到相应的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
这些年来，为防范金融风险，中共也是费尽心机，例如先后设立多个金融细分行业的保障基金，包括2004年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2005年设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2007年设立的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2014年设立的信托保障基金、2015年设立的存款保险基金、2018年设立的资管新规风险准备金池等。此外，2021年为防止部分地方大型国企违约风险扩散，各地设立“信用保障基金”。
但是，这些技术层面的设计，能够弥补金融体制层面的致命缺陷吗？
在中国经济衰蔽的大环境下，加上中共乱作为、极端化（如“动态清零”），造成人心惶惶、人心思变，金融风险明显提升，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防不胜防。2022年中国将如何度过？中共当局也是一本糊涂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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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