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9月21日讯】
（接上文）
四，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一）：炮兵业务
周洪许的专业素质和指挥才能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炮兵业务，作战训练，抢险救灾。从一般的传统观念来看，好像只有“作战训练”一项与中南海警卫工作相关，而“炮兵业务”和“抢险救灾”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或者相去甚远。为了依次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展开分析，我们还是从炮兵业务谈起，更具体地说，是从中南海在2012年曾面临的一次大规模武装威胁谈起。
2012年，薄熙来3月15日落马后四天即3月19日的夜晚，北京城内多处响起枪声，长安街上“军车如林”。据当年不少报道称，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江派”大员周永康指挥大批武警部队政变，包围中南海，进逼新华门。周永康意欲抢出有关其盟友薄熙来政变案的一名证人，并准备伺机行刺力主处置薄熙来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胡锦涛紧急调来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之精锐部队，才得以制伏武警部队。如果没有第38集团军的部队，仅以中南海内警卫局的有限兵力及轻型武器，没有火炮之类的重型或中型武器装备支援，恐怕很难抵挡得住这次叛乱。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重演，是否可以让炮兵团长出身的周洪许指挥中央警卫局人马在中南海内构筑重炮阵地呢？这显然不足取。因为榴弹炮、加农炮等重炮打击的是（相对）远程目标，而上述武警叛乱玩的是近在咫尺的“近战”。
当然，要炮击这些叛乱的武警部队，还是有重炮可用的。当时离中南海最近的团级建制炮兵部队 * 是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的炮兵团，其驻地在北京市房山区，与中南海之间的直线距离30公里左右。离中南海最近的营级建制的炮兵分队 * 是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第22装甲团的炮兵营，该团及其炮兵营布署在北京市丰台区，距中南海直线距离仅约10公里。此外，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炮兵团布署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一带，距中南海直线距离约40公里。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可能还都有驻地更为靠近中南海的若干连级建制炮兵分队 *。
[* 本文采用以下对军队作战单位的分类法：团级及团级以上建制的作战单位称“部队”，营级及营级以下建制的作战单位称“分队”。据此，班、排建制的小型作战单位，尤其是临时组建的侦察分队等，亦可称为“小分队”。]
但即使武警开始冲击新华门，谁又敢向新华门前开炮？误炸了中南海红墙怎么办？误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可怎生得了？
哪怕武警在西皇城根街集结起了第二梯队，准备扩大冲击新华门的规模和强度，谁又敢向那里开炮？虽说西皇城根街离中南海最近处的直线距离已经大于半公里甚至达700公尺以上，炮击西皇城根街应该不致于误击中南海，但一旦出现“中南海畔炮声隆”的混乱局面，势必造成对中共极为不利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影响，哪位“政治局领导”或“军委首长”负得了这个责任？
那么，是否可以让周洪许在中南海内布置轻型火炮，如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或单兵便携式火箭筒之类？这些近程火炮固然能够有效抵御和迅即反击武警部队的近距离攻击，但中南海的安全岂不因此而更成问题？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担心不可控意外事件，如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被负责警卫其住宅的武警战士张金龙乱刀捅死 [11]，1994年9月20日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2团1连副连长田明建中尉自动步枪横扫北京建国门外 [12]，万一再弄出个“警卫局迫击炮狂轰中南海”之类的大事件可怎生了得？其次，火炮走火怎么办？另外，弹药库设在中南海吧，爆炸事故怎么防范？弹药库选址稍远吧，又难以保障突发事变时炮弹供应的及时性，也就难以应对政变行动“与生俱来”的突然性。
周洪许的炮兵才能，其第一个的用武之地似乎不在北京城而在北戴河。在2021年这个多事之夏，有不少海外中文媒体、自媒体报道：在中共高层8月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有相当数量的坦克、炮兵和防空部队从外地野战军中调来，部署在北戴河地区。而且炮兵部队的自行火炮、防空部队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车等大都是履带式的，这些作战车辆装备的履带与坦克相当接近，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适用于野战。这一往年不曾有过的情况说明，2021年北戴河安全保卫工作明显升级。中央警卫局无疑要参与北戴河安保工作的筹谋和实施，以炮兵指挥官出身的周洪许局长这般精明、实干，必然会先期作好安全方面的情报分析及综合评估，决不会轻易让部队摆出如此野战炮阵及警卫布防。那么，他准备与什么样的假想敌实体展开野战攻防呢？他具体标定的炮击目标又是哪支“潜在叛军”呢？
如果由炮兵集群部署于北戴河而联系到炮兵出身的周洪许，那么北戴河周边展开的坦克集群，就令人联想到中央警卫局政委陈登铝了。因为至少在2011年8月至2013年9月期间，陈登铝曾任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政委。该部队军改后的番号为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战役目标瞄准台湾。陈登铝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据报道，他在水陆两栖坦克训练上也有一手。如果说两栖装甲集群对台湾实施渡海登陆之类的高难度作战行动还得由军事干部来指挥的话，陈登铝带领并指挥两栖装甲部队（或分队）遂行北戴河防卫警戒任务还是游刃有余的。另外两栖装甲部队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人员和作战车辆除了控制陆上区域以外，还可以控制部分海域，从而不致于让北戴河地区海域的防卫警戒全部掌控在北部战区海军即北海舰队手中。
如果人们由外来炮兵部队而联系到周洪许的炮兵团，由外来坦克部队而联系到陈登铝的装甲旅，外来防空部队的来头乍一看似乎无从揣测。不过，不少海外中文媒体2020年5月的某些报道（如《军方绝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军旅长神秘死亡》），则多少透露了其中缘由——
中国海事局 [2020年] 5月11日发布军事演习通告，于5月14日开始，在河北唐山市唐山港京唐港区进行为期2个半月的实弹演习，期间无关船舶禁止驶入安全管制区域。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5.20[5月20日]举行新任期就职演说，中国刚好展开本次长达2个半月的军演。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5月14日称，5月14日至7月31日唐山港京唐港区实弹演习其实是中共军史上最大规模“准备台[台海]之战”和“保卫北京”防空演习，演习除中部战区第81军，82军[各自的]防空旅外，福建东部战区第73军防空旅也已到达唐山 *。其中中共陆军第81集团军，隶属中部战区陆军，军部驻地河北省张家口市。[13]
[*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张家口。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保定。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原番号为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
以上报道的着重点虽然是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大校的神秘死亡或失踪性“被死亡”，但与本文最相关的内容则是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旅2020年为了“准备 [台海] 之战”居然南辕北辙、远离台海，北上京津唐地区来“保卫北京”的信息。该旅首次远赴渤海之滨是2018年秋季，由旅长张松黎大校带队，从福建沿海千里机动至燕赵之地，“展开全员全装实兵实弹演习”。第73集团军防空旅的作战任务、兵器武备和日常训练本来都针对台海前线的战场防空，却一再北上而抵近京畿之侧，意欲何为？既然2018年能北上，2019年可能也北上过，2020年又再度北上或再三北上，那为什么2021年就不可能北上呢？为什么这个防空旅就不可能从此部署于北京周边，甚至取代第81集团军防空旅而成为中南海防空的一环呢？为什么第73集团军防空旅和第81集团军防空旅就不能相互换防呢？为什么……
2021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事关将于次年即2022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事关党内随时会激化的派系斗争，事关习近平的政治前途和党内地位，事关中共这个“绞肉机”体制必然产生和无可避免的你死我活。所以，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首先必须“让习主席放心”。曹清中将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2007年至2015年），并非由习近平任命，所以习不放心。2015年，习近平亲自任命王少军少将（2008年授衔；此后2016年授衔中将）为中央警卫局局长（2015年至2019年），但后来习对他还是不放心。自2019年底王少军离任至2021年7月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职位空缺了约一年半时间。据说警卫局有一批士兵还是在习的陕西老家招收的，习对他们也开始逐渐不放心了。
为什么不放心呢？因为习近平担忧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长期浸淫在中南海内受高层斗争的影响”，经耳濡目染而对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逐渐形成自己个人的看法，对领导的话不会一概轻信，所以难以确保其内心绝对服从。因此他宁可调用安保专业经验有所欠缺的野战部队，而且还要来自京畿以外地区。因为不仅北京卫戍区官兵的情况与中央警卫局原有官兵的上述情况比较接近，而且连拱卫北京外圈的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领导层也相对熟悉京师及高层情况，多少沾染了类似中央警卫局原有官兵“无端关心、随意揣测、私下交流”高层动态的风气。比如上述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就被认为对中南海内情所知过多。而远在台海的第73集团军“两耳未闻宫内事”，又是习近平的嫡系野战部队，从福建派往京师“勤王护驾”当属顺理成章之举。
由此推测，2021年夏季北戴河会议期间，进驻当地的外来野战部队很可能包括：
张松黎当旅长的部队或当过旅长的老部队——来自福建厦门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第73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3防空旅）或其下辖分队；
陈登铝当过政委的老部队——来自福建漳州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或其下辖分队；
周洪许当过团长的老部队——来自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炮兵部队（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或其下辖分队。
五，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二）：作战训练
周洪许当过基层作训（作战训练）参谋、师部作训科科长、大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搞训练颇有章法，而且自成一套。他曾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一职，可能也是负责作训的。
“不以考核为目的，要以实战为标准。”周洪许当年接受采访时说，“比如驾驶员训练，考个驾照并不难，但能否顶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部队一拉动就缺司机的原因。”[14]
官兵个人仅仅有个普通驾照，确实无法胜任炮兵团多样化的驾驶任务，比如恶劣天候下山区公路行驶、隐蔽机动时夜间闭灯驾驶、拖挂大体积重型装备行驶、运载安全要求较高的炮弹和燃油，等等。为此，炮兵团广泛展开“汽车特种驾驶”训练，舍得超常用油，创造条件让官兵多练、勤练，不断提高掌握“汽车特种驾驶”的官兵比例。
在炮兵团安全训练方面，周洪许继承和发扬了其前任传下来的一个特色传统：部队每有千里拉练、远程机动，力求“车不掉漆，人不掉皮”[15]。“车不掉漆”，确保装备完好率，不算奇葩。但“人不掉皮”，则在确保人员战斗力方面全然独具特色。须知长期以来，中共军内广泛提倡的口号一直是“流一身汗，蜕一层皮，苦练杀敌本领”之类。
装备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兵器的炮兵团“全面搞建设”怎么个“全面”法呢？“全面”到规定官兵都要练拼刺刀。这又是奇葩。周洪许这位炮兵团长，或许是为了在“战争进入越打越远、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见的时代”，逆向激发冷兵器时代“一剑封喉”的直观血性？或许是考虑到炮兵练刺杀格斗在特定战场环境中有实际用途？或许是有感于中共军队林彪元帅（1955年授衔）的名言“只有上刺刀杀出威风来的部队，才是厉害的部队”？或许是应了当年炮兵兵种内流行还算广泛的口号“让大炮上刺刀”？……
炮兵团的“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似乎尤其体现在诸如一兵多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等方面。有中国大陆媒体对此着力推崇、报道如下——
“现在，我们一个团可以当两个团用。”周洪许团长自信地说。
对于炮兵来说，专业非常关键。侦察、计算、报话、炮长、瞄准手，各司其职，战场上缺一不可。但一人一岗也存在着风险，作战时牺牲一个人，一门炮也就废了。
2007年，炮兵团开始推行“一人双岗”培训，重要岗位至少两人以上参与训练，大量储备炮兵人才。
“一门炮，参战人数不变，但等于储备了两三套人马，这样也有效解决了老兵退伍后战斗力降低的问题，确保随时都能成建制遂行作战任务。”团参谋长宋正秋说。
“不仅如此，在我们团，政工干部也要会军事指挥。”他说，“打仗的时候，连长牺牲了，指导员就要顶上。副连长牺牲了副指导员就要顶上！”
该篇报道还称，“[炮兵团]采取每年政工干部脱产集训两个月的办法，请优秀的军事干部、炮兵学院的教授来授课。并让一些岗位，比如连长、指导员进行互换，[……]”[16]
至于炮兵团最有特色、最奇葩的创新，那就是“公勤队”（公共勤务队？）。据说连远在北京的中央军委某些部委内，都有人赏识这支南疆丛林战炮兵部队的创新之举——
这里顺带说一下炮团特有的编制单位“公勤队”，这可是他们独家版权的创造——据说现在也得到了“上边”的首肯并向全军推广：公勤队的成员其实就是“首长身边的人”，如首长的司机、公务员、炊事员等勤杂人员，平时就配有专门的干部像基层连队一样集中管理——取缔“首长身边的人”的特殊意识，有任务时作为一个建制单位使用…… [17]
《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报道：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指挥业务，其中包括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等多项内容，要求所有机关干部全员参训，人人过关。轮训实行“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从军区机关到军师旅团，参训人员不分部门、职务、年龄、军衔，均以普通学员身份混编参训，大校、上校们亦无例外。轮训从当年3月起，分三批进行，最终覆盖100%的机关干部。
这篇报道还附有一篇冠之以“沙场视点”的数百字短文，标题为《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参见附录五]，作者正是时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周洪许。文章强调，“首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18]
质言之，一兵多能或“一人双岗”的训练标准最初是炮兵团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的训练标准，是这一措施由兵及官的初步推广。炮兵团“公勤队”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措施的建制化、体制化尝试。而组织军区首长机关集中轮训，则是出任军训部长的周洪许将“公勤队”的“炮兵团版”升格为“成都军区版”的测试。现在，出任局长的周洪许是否会搞出一个“公勤队”的“中南海版”呢？
中央警卫局官兵在有关安保警卫方面训练上超过野战军炮兵的“一兵多能”标准，包括白刃格斗、“（某些）汽车特种驾驶”等应该早就属于驾轻就熟的初级科目，难道……新局长要组织他们全员学习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之类的新科目吗？或许还要学习炮兵业务？难道从周洪许、陈登铝开始，中央警卫局所有军事主官和政工主官都要分期分批搞“岗位互换”了吗？
另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南海内，不仅是警卫局官兵，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接受轮训，以便都成为“中南海版”的“公勤队”队员。既然大军区及战区“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以此类推，中南海在安保警卫方面当然也就没有局外人了。既然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机要秘书、警卫秘书（警卫长）、生活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服务员、保健医生等都是“局内人”，那么，他们是否都应该参加“中南海版”的安保警卫全面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他们也能“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吗？原成都军区轮训机关干部那个100%的覆盖率能覆盖中南海吗？
难题来了：既然以上各色人等都是“局内人”，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且不说非婚生子女）自然更不是“局外人”了，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至少参加若干安保警卫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更为敏感的问题是：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们，谁能给他们培训？更确切地说，谁敢给他们培训？
六，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三）：抢险救灾
我们不妨先谈一谈红军将领陈树湘、提一提北京卫戍区“老虎团”，回头再来分析周洪许的“抢险救灾”重任。
陈树湘（1905-1934），湖南长沙人，红军战将。1934年中共南方各省“苏区”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被迫实施战略退却即所谓“长征”。“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时，陈树湘任红五军团第34师（即红34师）师长，奉命率部担任整个红一方面军（即所谓“中央红军”）的后卫，阻击追兵于湘江以东。完成阻击任务之际，以闽西子弟为主体的该师六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其中一千余人被俘。陈树湘突围溃退时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后不久身亡。关于其死因，说法不一。中共官方媒体近年来才开始大肆宣传的说法是，被押解途中陈树湘用手从腹部伤口处将肠子掏出、扯断而自尽。但中共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断肠”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 [19]。至于“民间传说”是否真的源自民间，它何时产生、何时流传、何时才被发现，也都很值得存疑。
以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洗脑”的需要，陈树湘固然是它所要宣传的“革命英雄”，但宣传调门的空前拔高则与习近平有关。下列时间表展示了调门拔高的大略轨迹——
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述了红军第34师师长陈树湘战场被俘后“断肠明志”的故事 [20]；
2016年10月17日，CCTV综合频道开始播出32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该剧以陈树湘及其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
2017年6月，于2016年已经摄制完毕的电影《血战湘江》公映。该片以陈树湘的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
2017年9月16日，《血战湘江》获中国电影金鸡奖之组委会特别奖；
2017年9月28日，《血战湘江》和《绝命后卫师》同时获奖——《血战湘江》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影优秀作品奖；《绝命后卫师》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视剧优秀作品奖；
2018年4月3日，《绝命后卫师》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
2018年10月14日，《绝命后卫师》获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之优秀电视剧奖；
2019年3月4日，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论会上，习近平提到电影《血战湘江》及其主角之一陈树湘；
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次提到陈树湘；
2019年9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在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落成；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去坐落于广西桂林全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阵亡红军官兵献花圈，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注：以上时间表只列出《绝命后卫师》和《血战湘江》所获部分奖项。陈树湘及红34师湘江阻击战的内容还反映在有关“长征”等题材的众多影视作品及其他文艺作品中。]
中共媒体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提示性评论、解说性宣传也纷至沓来，试举2021年的几例：3月21日凤凰历史《这位让习近平念念不忘并多次提及的红军师长是谁？》，4月25日新华社《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7月7日央视网《听，习近平讲英雄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职业军人和军事指挥员角度看，陈树湘确乎有勇有谋且善战。但习近平所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他最看重的是：军人要为党“断肠”，军队要为党“绝命”。不过谁都明白，这样对全党、全军大面积提出的“绝对忠诚”要求，最终只能流于口号。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实则是对特定小范围提出的明确要求：警卫人员要为领导人“断肠”，“御林军”要为中南海“绝命”。
上有所求，下必应焉。为迎合针对上述小范围的政治需求，若干媒体开始编虚造假。如新华社长沙2018年9月9日电《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中编造了有关陈树湘履历、职务的一项内容：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21]
然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16日刊文《中央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壮烈人生》更为详尽地介绍了陈树湘同一时期的履历，其中完全没有上述职务——
1930年1月至1933年6月，陈树湘先后任红军（长）汀连（城）独立团团长，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师长，红十九军五十四师师长。后红十九军缩编成红三十四师，他由师长“降”为一○一团团长，但他没有任何怨言。[22]
截止2021年8月底，大部分中共官媒、众多海内外网站亦无陈树湘曾“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之类虚假陈述。至于新华社等中共官媒造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断肠绝命”式忠诚的对象，由宽泛抽象的“党和国家”逐渐收拢并聚焦于一小撮“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核心”罢了。
长期以来，除了“贴身防弹衣”——保卫中南海区域的中央警卫局部队之外，最靠近中南海外围、负责第一防卫圈的近卫部队是北京卫戍区，其中战斗力最强者当推警卫第3师（师部驻地北京市通州区）。研究著述《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描述这支“绝命近卫师”如下：
警卫第3师是北京卫戍区唯一依照野战部队编制装备的部队，名义上是警卫师，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野战师，而且是最早的解放军机械化部队之一。该师不仅有地面炮兵团、高射炮兵团，而且还有坦克团，是装备最好、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解放军野战师之一，战斗力超过一般的野战军部队。该师平时一般不担负内务警卫任务，部队集中驻扎，属于应急机动部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北京。[……] 警卫第3师才是中共真正的御林军、保护神。[23]
不过，2017年11月下旬披露出来的爆炸性丑闻（更确切地说是“爆炸性的性丑闻”），让人们对这支“绝命近卫师”瞠目相看：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至少近二十名幼童遭性虐，对孩子们身心造成严重摧残。而涉嫌施虐者正是北京卫戍区“老虎团”的若干名军官以及至少一位他们的上司。“老虎团”即警卫第3师下辖的警卫第13团。（至于那位上司，其为警卫第3师“首长”乎？北京卫戍区“首长”乎？更高级别“首长”乎？暂时不得而知。） 仍据《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警卫第13团是警卫第3师的主力部队，属于摩托化步兵团。其前身是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1938年1月组建之后就成为新四军的主力团队，被新四军军部授予“战斗模范团”称号，在战争年代赢得了“老虎团”之誉。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该团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
警卫第13团作为御林军主力，属于应急机动部队，长年处于紧急准备状态，[……] 只要警卫第3师有重大任务，警卫第13团肯定打头阵。[24]
“绝命近卫师”既有“保卫中央领导”之重责在身，故而尽得中南海之恩宠。即便出了“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老虎团”也未遭追究，传说在警卫第3师内部也未予深究。但师不可纵，纵则骄奢；将不可宠，宠则淫逸。骄奢淫逸于京畿之地的“御林军”、“保护神”，已经姿肆放纵到如此程度，即便他们再有勇有谋且死心塌地，又如何能抵挡物诱色魅呢？他们的忠诚度是否还靠得住呢？“绝命近卫师”如此，“贴身防弹衣”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关键时刻，他们能“断肠”、能“绝命”、能当“陈树湘”吗？于是，陈登铝、周洪许等“畿外之将”便受命进京了。
为什么是陈登铝？原因之一是他来自驻闽部队。习近平主政福建期间，与福建驻军关系不错，与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有渊源。陈登铝曾任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91两栖摩步师（师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西部战区第76集团军（军部驻地青海西宁）政委等职，此外，还曾是青海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这位人称“闽籍少将”的中央警卫局政委据说为福建古田人氏，似乎还有着“籍贯优势”。据中共官媒《央视网》报道，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与福建古田地区老红军及家属座谈时说：“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部牺牲。”[25]
如此看来，陈登铝出生为“闽籍”，出身为“闽伍”，岂非“籍伍双全”哉！
那为什么是周洪许呢？以本文之见，周洪许之所以被中南海所看中，作战训练在其次，炮兵业务更其次，主要在于“抢险救灾”。换言之，“抢险救灾”才是周洪许任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王牌”或“金牌”。周洪许诚然并非“闽籍”，而是“巴籍”、“渝籍”、“前川籍”或“准川籍”。但他的入选已经说明：“闽籍”并非中央警卫局局长人选的入选指标，至少不会是硬性指标。
读者接下来也许会问：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参加抢险救灾的部队来自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深入地震险区的部队也远不止一支，为何偏偏炮兵团及其团长周洪许进入了中南海的视野呢？
首先是比起别的指挥官，周洪许“细致得让人佩服”。请看他如何组织救援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遇险的专家学者们：
翌日清晨，官兵们用砍来的竹子和宾馆的被单做了担架，同时还为每个老教授做了一根拐杖。细心的战士们为了避免老教授磨手，特意在每把拐杖的扶手处缠上了布条。一向做事干练的团长周洪许此时细致得让人佩服，他交代战士们：“不管路上多么艰难，我们的担架要始终保持平稳，始终保持担架上躺着的教授头要比脚高，绝不能让他们出现新伤……”[26]
其次，周洪许决绝得也同样“让人佩服”。因为他还对官兵们说：“你们可以伤亡，但这些专家学者一个都不能再有伤亡……”[27]
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警卫人员所具备的“绝命”精神——让自己赴死，换来“首长”存活，一切为了“首长”。笔者无意批评那些被炮兵团官兵救援的学者专家。他们都年逾花甲，最年长者86岁，好些人步履蹒跚，其中还有人已经受伤，而地震灾区地表大半有险阻而无道路，因此他们上担架被军人抬着也可算是无可厚非。
但是，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和不少中共领导人竟然都这样让人用担架一路抬着走过“长征”的过半里程，直到过川西的雪山、草地时才不得不下了担架，由警卫员搀扶着行走。因为“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就连远比毛泽东正经不知多少倍的黄克诚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因而被朱德大骂一通 [28]。六十多年后仍然有抬过担架但幸存下来的红军老兵痛斥这些“中央领导”的“地主作风”[29]。经过“长征”而存活下来一位“中央领导”，通常要以几十名抬担架的红军士兵死亡为代价。因为从江西到川西，平均每副“中央领导”担架都要先后累死几十名红军士兵。为了掩盖“革命领袖”在征途险境中依然要享受的奢靡待遇，为了掩盖他们接受共产教条洗礼后的冷血无情，为了掩盖他们漠视普通战士的生命且习以为常，这些为“护主”而功高命绝的红军士兵至今没有被“党中央”正经纪念过，也从来没有被中共官媒或官方文艺作品正面歌颂过。就像“长征”时一样，当前在实际运作中，中南海对中央警卫局官兵其实也有着“三担”要求：担抬重负，担当“断肠”、“绝命”的重任，担待“当无名英雄”的待遇。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首长”们都没有随行的子女。只有30名女红军组成的“妇女队”里，其成员也并非全是“中央首长”夫人。诚然，妇女队中也包括“中央首长”夫人如刘群先（妇女队队长、博古夫人）、金维映（妇女队政委、李维汉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夫人）、肖月华（李德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廖似光（凯丰夫人）、陈慧清（邓发夫人）、钱希钧（毛泽民夫人）等人。
如今的“首长”们要倾巢远行或进行“新长征”，随行的家属子女可是一大堆，有养尊处优的配偶，还有携带“红色基因”而“根正苗红”的婚生子女；哪怕是当“裸官”的“首长”们，虽毋需带配偶随行，或需带“姘偶”随形，甚至可能带上有着“红私基因”而“苗红根不正”的非婚生子女；至于要装箱的家财、要打点的细软行装恐怕也远超中华民国当年的所谓“四大家族”，所以难免在限时撤离北京的忙乱之际还要拖拖拉拉地处理一些婆婆妈妈的事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自然会要求中央警卫局官兵和其他工作人员要耐心、要做到不厌其烦。周洪许指挥下的炮兵团官兵还真的就特别经得起磨蹭、耐得了烦。这是他们的又一个特点。仍以他们在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的救援为例：
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在将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女专家突然想到在地震中死去的丈夫有个笔记本还在他们住过的宾馆里。战士们向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整个宾馆的后墙已经倒塌，有的房顶也已经塌了下来。
工作人员望着废墟，觉得太危险。女专家说，笔记本里记录着她丈夫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把它找到，那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班长胡军二话没说，立即带领2名战士进入倒塌的宿舍中，在依然摇晃的房屋中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寻找，终于取到了笔记本。[30]
这一事例好似中共领导层“新长征”前奏曲中某个音符的“预奏”。未来撤离北京前夜，包括周洪许在内的中央警卫局官兵除了保护“首长”之外，还要耐劳耐烦地听取那些“首长”家属们或颐指气使或七嘴八舌的众多命令，并果断修改、适度调整他们命令中杂乱无章且自相矛盾之处，同时小心翼翼地赞叹命令的某些内容被“幸亏想到了”以维护或照顾“首长”家属的颜面，出发时还要任劳任怨奉命携带大量理应抛弃的“坛坛罐罐”，一如“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前的作派：无论需要以多少红军官兵的累倒、阵亡为代价，仍然要让他们一路忍累负重，担、抬、推、拉、扛着“苏区”的“坛坛罐罐”——造币厂、兵工厂、印刷厂、红军总医院的成套设备，发电机，十几人抬的重炮底盘等装备，大量“苏区”货币，还有“苏区”图书馆藏书，戏剧服装、道具和帷幕，等等等等。直到发现红军官兵即便战死再多都无济于事了，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弃“坛坛罐罐”。而红军官兵的生命，则可以一无反顾地断然抛弃，只要“中央首长”有需要（对部下通常解释为“革命事业”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北京时，中央警卫局官兵用几条人命甚至十几条人命拚死换来某“首长”女眷的一个化妆箱（“首长”甚至懒得谎称里面有“机要文件”）——到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故事，笔者完全不会有任何意外感。
或有读者发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凭什么要撤离北京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会撤离北京呢？试举一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邓小平、陈云、李鹏等中共党魁就已作好准备，一旦军队拒绝镇压人民或全国局势失控，他们就携国库巨款出逃海外，首选流亡地为巴基斯坦。“六四”前夕，满载财宝外币的外逃专机若干架，已经由空军第34运输机师北京南苑机场塔台匆匆调度，在跑道上待命起飞了。据说这一出逃预案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了。现今的中共高层准备政权崩溃时出逃的“沉船计划”[31] 更是早已经营有年、内容详繁且有关信息不时外溢于海内外的民间社会了。
按计划出逃自然不算太大的难题，但仓惶出逃于临危之际则另当别论。
2005年7月14日，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时任院长朱成虎（2004年授衔少将）在北京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共“解放台湾”时，如若美国军队介入台海冲突，解放军将率先使用核武器来“摧毁数百个美国城市”。朱成虎还宣称中共准备以牺牲“西安以东两百多个城市”为代价，即准备让它们毁于美军的核反击或核报复 [32]。当然，他本人届时则会倚仗特权而追随“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安全地躲避于“西安以西”的地下掩体中。
虽然这种核叫嚣、核讹诈、核挑衅未必真能如愿以偿，但北京当局任由朱成虎之辈口出此等“战狼”言论，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挑衅对抗。由此观之，是否有一天需要“新长征”还真不好说了。比如，哪一天“西安以东”被朱成虎之流葬送之后，美军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炸弹之母”或“巨型钻地弹”又落在了“西安以西”地区覆盖地下掩体的地表之上，瞬间大地颤动，地貌剧变，高山为谷，深渊为陵，河道壅堵而顿成堰塞湖，岭崩坡裂而惊现绝壁断崖……在如此“急难险重”状况下实施救援警卫和掩护撤退转移，中共军队受过这方面实战考验的整建制部队（而非分队）中，恐怕首先要数周洪许当过团长的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全军有过如此身临重灾险境、直接指挥成建制部队带着一大批男女老少“绝境突围”之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中，级别最高者可能也就是周洪许这个当年的团长。中国大陆军旅女作家裘山山的报告文学《从绝境中突围》，就描写了周洪许这位中校团长及其部下，身陷峰坠路毁之绝地，在直升机飞过时卷起的气流就可能引发余震的陡峭山脊之上，如何实施“绝境突围”。
一旦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首长”及其家属子女们身处如此“绝境”，他们将何以“突围”呢？《解放军报》2008年6月17日一篇宣传表彰炮兵团的专题报道，可以算是一个“险情预先通报”：
[周洪许和炮兵团官兵们带着受灾群众]又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眼前的情景把他们惊呆了：地震竟然将这座山两边的山体全震垮了，唯独留下山脊上陡峭不足一尺宽的小路。往两边看都是万丈深渊。山脊小路给人的感觉即便不能说是在高空走钢丝，至少也是在悬崖上“踩牛背”。这能过得去吗？要是万一掉进去，岂不粉身碎骨？路已经走到这儿了，还能再回头吗？再说，回去往哪儿走？[……]
开始过悬崖了，为了尽量地稳定大家的情绪，周洪许在悬崖两边翘出的石头上都安排接应的老兵，他们身上都拴着绳子，以防掉下悬崖。很多群众在这里吓哭了，无论战士怎么劝，就是不敢过。走过悬崖的几个战士不得不重新回去，背着他们慢慢地往前爬，战士们只要求群众在他们背上闭上眼睛、身体不要乱动。就这样，在极度惊险中，一个个孩子被战士们爬着背了过去，一个个老人被背了过去，最难办的是孕妇，战士们没法背她们，只有侧身蹲下来，由一前一后的两个战士保护着，一点一点地挪过去：很多人恐高，战士们就将自己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将帽檐压着他们的眼睛以减少惊恐。[33]
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中央军委成员们，到时候恐怕都得这样“踩牛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夫人（还有女委员的丈夫）、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恐怕都得由中央警卫局官兵背着、驮着渡过这样的难关。至于其中体型肥胖臃肿者，官兵们恐怕只能帮着他们像上述孕妇那样“一点一点地挪过去”……
可以想见，如同“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一战，这支簇拥着“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疲惫队伍，虽败犹冗长而绵延若干公里，宛如长蛇般昼蜇伏而夜匍行。随行官兵一路使用着伪装防护、反夜视侦察等各种装备器材，不停地施放着电子烟幕，小心翼翼地规避着美军不期而至的空中打击。为了加快前进速度，“首长”们对嫡系部队下了“死命令”：立即一次性处决所有重伤员和腿脚负伤、行走不便的轻伤员，然后视情况逐次丢弃辎重。这支踟躇蹒跚之旅，过秦岭，出祁连，傍天山，迎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腾起的漫天飞沙，顶着帕米尔雪原飘来的满天飞雪，沿着路悬一线的瓦罕走廊，在扮演类似于“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角色的塔利班友军的接应之下，跋涉前往希望所系却又前景渺茫的伊朗高原……
未来面对此情此景之际，周洪许、陈登铝们自然明白，过去一直是我们要靠着这个党，但眼下是这个党要靠着我们了。当然，他们或许会抓住这个难得且关键的机会“挣个‘忠诚’表现”，对部下、大概也是对自己大喊一声：“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表现我们对党绝对忠诚的时候到了！我们立大功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发扬陈树湘和红34师的‘绝命’精神，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家属们带出中国这个绝境！带到安全的地方！”
其实，周洪许、陈登铝们对“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再“忠诚”，“忠诚”得再“绝对”，身临过再艰难的“绝境”，经受过再“绝命”的“考验”，立下过再大的功劳，也都全然不顶用。中共独裁体制的畸形政治生态，决定了党内各派都必然或只能为取得最高权力而激烈争夺、互相戕害。这一“尽人皆敌”的残酷现实，必然使其最高当权者如习近平每时每刻都唯恐失去最高权力。这种担忧又必然使习近平那样的最高当权者将所有人都视为篡权者或潜在篡权者，对了解其本人甚详者（如政治局成员、军委成员，以及贴身警卫如周洪许、陈登铝们）尤为防范。正如历朝历代的帝王们，虽然权倾天下、君临万民，却总是自叹“孤家”、自称“寡人”。因为对专制君王而言，所有的人，即便不是敌人，也仍然是概莫能外的潜在敌、假想敌。说得“绝对”一点吧，即便周洪许、陈登铝们真的能够植入习家“红色基因”而脱胎换骨，成了习近平的嫡亲兄弟、甚至都变成了习远平，“皇上”也仍然要担心他们有朝一日会上演一出现代版的“玄武门之变”。这也正是造成“尽人皆敌”政治生态的中共极权体制必然被全人类最终唾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把话题从对所谓“绝对忠诚”的讨论，再回到陈树湘和红34师。当年红军得以湘江突围绝非仅凭红34师，当然更非仅凭陈树湘一人，人们最起码还可以列举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一长串名字。
湘江战役中，彭德怀、林彪的作用远非陈树湘可及：他们指挥的部队比陈树湘多、所处的级别比陈树湘高、肩负的职责比陈树湘重、对战役所起的作用比陈树湘大，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的贡献远比陈树湘重要得多。
再则，陈树湘死于中共的敌人之手，林彪、彭德怀则死于中共党魁毛泽东之手。假设陈树湘也能够西渡湘江而突围，并走完“长征”、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像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几位元帅（皆授衔于1955年）及“我军”一大批高级将领（其中包括不少湘江战役的亲历者）那样死于毛泽东之手，其概率应该不会太小。
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堪称贡献比林彪、彭德怀还要大的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因为他们创建了陕甘红色根据地，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为“长征”、为筋疲力竭的“中央红军”、为奄奄一息的“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得以续命的“落脚点”。若以周洪许、陈登铝从小所受到的中共党史、军史方面的思想灌输话语来说，这个“落脚点”可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啊！然而中共建政后，习仲勋为一部反映陕甘根据地的小说《刘志丹》提供了一些素材，于1962年被毛泽东定为“利用小说反党”而投入监狱达16年之久，出狱时已经分辨不清两个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谁是谁了。高岗1954年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在绝望中自杀身亡。1935年10月“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不久，刘志丹于1936年4月25日在山西境内对晋绥军的一次战斗中，竟被中共政治保卫局派往前线的特派员裴周玉（1955年授衔少将）从背后开枪暗杀于指挥位置上 [34]。史学名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此有记载，并评论如下：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也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泽东]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红军三个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35]
如此看来，准备有朝一日像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那样“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的周洪许、陈登铝们，实在应当看看海外人士撰写的、非北京官方钦定的、真正尊重客观事实的中共党史类著作。例如不妨读一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等着）、《晚年周恩来》（高文谦着）等。哪怕你思想上再坚持“对党忠诚”，从安全警卫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来看，从你们本人安危进退的实际处境来看，也确实应该认真读一读这类著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1970年代末，中共党内高层近乎所有人对毛泽东都有微词怨言甚至批判谴责，体制内外的其他人亦有所闻。有人对此有所闻后认为：毛泽东整死众多为中共、为中共军队、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者，那是他的私心和权术，因为党、军队、“革命”都不过是他个人的工具而已；不过，对那些为毛泽东本人、为这个“最高领袖”的个人安危作出贡献者，他总应该手下留情、关照有加吧？假如周洪许、陈登铝也这样想，那么，他们可以看看他们的前辈和前任罗瑞卿大将（1955年授衔）。因为他们与罗瑞卿一样，或者说罗瑞卿与他们一样，都是负责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的。
罗多年负责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36]
但是，林彪嫉恨罗瑞卿；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亟需与林彪做成黑箱政治交易，所以决定牺牲罗瑞卿，把他打成“野心家”[37]。罗瑞卿“文革”后对此大为感叹：“伴君如伴虎啊！”
“虎”从何来？“虎”从专制来。在中共“党领导一切”的专制制度下，或曰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君”即“虎”；暂且没有“君”也会由此生成“君”，一时没有“虎”也会从中养出“虎”。伴“君”于其侧者，一如伴虎于其穴者也，危哉矣！
与罗瑞卿及其同行、后辈、继任者们相比，距离“虎口”更近的往往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包括现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历史上至少已经有7名军委副主席死于党内斗争，过半副主席受到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中有些副主席被整得奄奄一息、命悬一线，离死亡仅“一步之遥”。这一职务因而被称为“高危职务”[38]。究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军委副主席离军委主席（通常兼任党的最高领导人）那“一步之遥”。正如邓小平1973年12月领会毛泽东暗示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周恩来时所说的：“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39]
[包括“我军”将领和二十大代表在内的所有人，都应有防“虎患”意识。如果因畏难退缩而不能防“虎患”于未然的话，那么，去“虎患”于已然则将会更为其难。]
（待续）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