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强及中共多名部长密集会见外企高管，频频释出“开放”信号，以竭力挽留大型外企。但中外专家都表示，中共政策的不可预见性等因素已让中国丧失其市场吸引力，供应链纷纷迁出中国的趋势难以挽回。
中共高官密集会见外企高管
3月26日，由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在京举行。党媒视频显示，约70名外国高管出席了该论坛，包括频繁接受中共官员会见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开会期间，李强对中共“开放”表态，并“感谢”外国代表多年来的支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论坛演讲中，则称“外国公司不是客人，而是家人”，并表示该部将提供一流的服务等。
商务部网站显示，3月23日、24日、26日和27日，王文涛四天会见了十多名外企高管。此外，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均发布了主要负责人会见外企高管的消息。
从会见内容来看，官员们大谈“开放”、“合作”，表态欢迎外资企业继续在华投资兴业。
据中共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还被列为今年工作重点之一。
中共为何对外企示好 专家给出原因
3月31日，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对大纪元表示，在带动中国人就业方面，外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多时，中国的出口大概有一半是靠外资企业在支撑。
他说，外资撤离后，外需订单掉得非常快，导致中国经济几乎没有成长动能。中共高层大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现在中共应该非常着急，希望能想办法留住或者是吸引一些外资。
2022年，白宫制裁加上中共疫情的封锁措施，导致该年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急剧降温，从第一季度创纪录高位的1020亿美元，降到第三季度的20年最低位——130亿美元。
据荣鼎咨询对官方数据的分析，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该数字略有反弹，但多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在放缓。
3月31日，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对大纪元表示，根据中国国家外管局以及商务部的数据，与往年同期相比，2022年外资对中国国内投资减少约73%。最近五年半以来，中国的海外投资资金基本上是净流出。
他认为，疫情三年，中国经济受冲击，房地产市场很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现在中国国内的生意不好做，整体经济形势很不乐观。所以，北京肯定希望外资企业能够重新进入中国，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有利于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
“脱钩已开始” 外企或已不看好中国市场
4月3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在《福布斯》撰文指出，中共领导层近年来急于扩张实力，其日益强硬的政策、惯常采用的欺凌或报复性行动，已让中国经济越发丧失其吸引力。“脱钩”显然已开始，而且“主要是出于市场原因，而非美国或任何其它西方政府的强迫”。
埃兹拉蒂指出，中国经济开始崛起时，廉价劳动力是吸引西方及日企投资的主要原因。“在2000年中国首次加入WTO时，其年平均工资仅略高于美国同等水平的3%”，
“到2021年，即有完整数据的最后一年，中国平均工资几乎达到美国同等水平的三分之一”。
而中共日益强硬的政策，使其经济吸引力进一步减弱。埃兹拉蒂举例说，在COVID-19疫情期间，北京封锁外科口罩等关键物资的出口，使得西方和日本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采购的可靠性。而后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更加剧了外企的担忧。
同时，埃兹拉蒂在文中写道，中共当局要求任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与中国伙伴分享技术和商业机密，或是对知识产权公然盗窃，这让国际社会及外企对中共政策越发不满。
埃兹拉蒂还指出了中共当局在国际社会上的一系列报复性行为，例如中共无视国际法庭调查结果，一直在南海和东海驻军；经常威胁对台湾动武；因韩国政府安装“萨德”反导系统，就利用各种手段，在商业利益上报复；还切断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销售，以惩罚该国质疑COVID-19疫情的起源。
他说，中共当局的这些行为已让外国企业开始担心陷入外交纠纷，且根据最近外国商会的几项调查，众多企业态度已明显有变。
例如，英国工商总会（CBI）总干事托尼‧丹克（Tony Danker）表示，和他交谈的每家公司，都在重新考虑其供应链问题，“因为他们预计，我们的政治家将不可避免地加速走向一个与中国脱钩的世界”。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许倍帝（Bettina Schoen-Behanzin）则指出：“中国（中共）唯一可预测的就是其不可预测性，这对商业环境有害。”
跨国保险经纪公司“韦莱韬悦”（Willis Towers Watson）报告指出，高达95%的跨国公司担心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仅在两年前，这一比例为62%。
外企已纷纷把供应链移出中国
尽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近期频繁与中共官员会面，该公司已将AirPod Pro 2的生产安排在越南。
据路透社报导，在高额补贴下，台湾苹果供应商也开始在印度生产更多iPhone。台湾富士康去年12月表示，其新加坡子公司已向其印度子公司投资5亿美元。而该媒体去年11月还透露，富士康计划在两年内将其在印度的iPhone工厂员工数再增53,000名，至70,000人。
此外，这次受中共盛情邀请的还有荷兰的芯片巨头ASML的高管，但现在荷兰政府已加入美国行列，限制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出口中共。
另外，三星准备移出在中国的产能；沃尔沃（Volvo）拒绝在中国建新厂，厂址选择了斯洛伐克；阿迪达斯（Adidas）和其它鞋类和服装制造商，早已开始将产能移到越南和其它地方；日本公司开始将其部分生产从中国带回国内。
就中共高层表态能否留住外企的问题，邱俊荣教授表示，这非常难，曾经把中国视为最大市场的德国，都开始改变其中国政策了，大的趋势已经在形成，中共高层官员的喊话，收效甚微。
“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在吸引外资这个部分的动能越来越小，所以外资企业在中国将来的前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他指出。
经济学者黄大卫则表示，中美关系，或者说一些不可预见的政治经济风险等，会让外企担心他们未来在中国的生意损失更大。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虽然各级官员一再表态希望留住外企，而外企高管迫于中共压力，在不同场合仍在出席中共的各类会议，但另一边却在加快把供应链移出中国，例如苹果公司，这是最让中共难堪的地方。
他说，无论中共各级官员如何表态，都只是暂时的。到了中共渡过难关后，要打击外企的时候，政策又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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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