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尽管中共“示好” 大量外企依旧撤出中国

【红朝败相】

近日,李强及中共多名部长密集会见外企高管,频频释出“开放”信号,以竭力挽留大型外企。但中外专家都表示,中共政策的不可预见性等因素已让中国丧失其市场吸引力,供应链纷纷迁出中国的趋势难以挽回。

中共高官密集会见外企高管

3月26日,由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在京举行。党媒视频显示,约70名外国高管出席了该论坛,包括频繁接受中共官员会见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开会期间,李强对中共“开放”表态,并“感谢”外国代表多年来的支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论坛演讲中,则称“外国公司不是客人,而是家人”,并表示该部将提供一流的服务等。

商务部网站显示,3月23日、24日、26日和27日,王文涛四天会见了十多名外企高管。此外,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均发布了主要负责人会见外企高管的消息。

从会见内容来看,官员们大谈“开放”、“合作”,表态欢迎外资企业继续在华投资兴业。

据中共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还被列为今年工作重点之一。

中共为何对外企示好 专家给出原因

3月31日,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对大纪元表示,在带动中国人就业方面,外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多时,中国的出口大概有一半是靠外资企业在支撑。

他说,外资撤离后,外需订单掉得非常快,导致中国经济几乎没有成长动能。中共高层大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现在中共应该非常着急,希望能想办法留住或者是吸引一些外资。

2022年,白宫制裁加上中共疫情的封锁措施,导致该年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急剧降温,从第一季度创纪录高位的1020亿美元,降到第三季度的20年最低位——130亿美元。

据荣鼎咨询对官方数据的分析,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该数字略有反弹,但多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在放缓。

3月31日,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对大纪元表示,根据中国国家外管局以及商务部的数据,与往年同期相比,2022年外资对中国国内投资减少约73%。最近五年半以来,中国的海外投资资金基本上是净流出。

他认为,疫情三年,中国经济受冲击,房地产市场很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现在中国国内的生意不好做,整体经济形势很不乐观。所以,北京肯定希望外资企业能够重新进入中国,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有利于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

“脱钩已开始” 外企或已不看好中国市场

4月3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在《福布斯》撰文指出,中共领导层近年来急于扩张实力,其日益强硬的政策、惯常采用的欺凌或报复性行动,已让中国经济越发丧失其吸引力。“脱钩”显然已开始,而且“主要是出于市场原因,而非美国或任何其它西方政府的强迫”。

埃兹拉蒂指出,中国经济开始崛起时,廉价劳动力是吸引西方及日企投资的主要原因。“在2000年中国首次加入WTO时,其年平均工资仅略高于美国同等水平的3%”,

“到2021年,即有完整数据的最后一年,中国平均工资几乎达到美国同等水平的三分之一”。

而中共日益强硬的政策,使其经济吸引力进一步减弱。埃兹拉蒂举例说,在COVID-19疫情期间,北京封锁外科口罩等关键物资的出口,使得西方和日本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采购的可靠性。而后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更加剧了外企的担忧。

同时,埃兹拉蒂在文中写道,中共当局要求任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与中国伙伴分享技术和商业机密,或是对知识产权公然盗窃,这让国际社会及外企对中共政策越发不满。

埃兹拉蒂还指出了中共当局在国际社会上的一系列报复性行为,例如中共无视国际法庭调查结果,一直在南海和东海驻军;经常威胁对台湾动武;因韩国政府安装“萨德”反导系统,就利用各种手段,在商业利益上报复;还切断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销售,以惩罚该国质疑COVID-19疫情的起源。

他说,中共当局的这些行为已让外国企业开始担心陷入外交纠纷,且根据最近外国商会的几项调查,众多企业态度已明显有变。

例如,英国工商总会(CBI)总干事托尼‧丹克(Tony Danker)表示,和他交谈的每家公司,都在重新考虑其供应链问题,“因为他们预计,我们的政治家将不可避免地加速走向一个与中国脱钩的世界”。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许倍帝(Bettina Schoen-Behanzin)则指出:“中国(中共)唯一可预测的就是其不可预测性,这对商业环境有害。”

跨国保险经纪公司“韦莱韬悦”(Willis Towers Watson)报告指出,高达95%的跨国公司担心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仅在两年前,这一比例为62%。

外企已纷纷把供应链移出中国

尽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近期频繁与中共官员会面,该公司已将AirPod Pro 2的生产安排在越南。

据路透社报导,在高额补贴下,台湾苹果供应商也开始在印度生产更多iPhone。台湾富士康去年12月表示,其新加坡子公司已向其印度子公司投资5亿美元。而该媒体去年11月还透露,富士康计划在两年内将其在印度的iPhone工厂员工数再增53,000名,至70,000人。

此外,这次受中共盛情邀请的还有荷兰的芯片巨头ASML的高管,但现在荷兰政府已加入美国行列,限制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出口中共。

另外,三星准备移出在中国的产能;沃尔沃(Volvo)拒绝在中国建新厂,厂址选择了斯洛伐克;阿迪达斯(Adidas)和其它鞋类和服装制造商,早已开始将产能移到越南和其它地方;日本公司开始将其部分生产从中国带回国内。

就中共高层表态能否留住外企的问题,邱俊荣教授表示,这非常难,曾经把中国视为最大市场的德国,都开始改变其中国政策了,大的趋势已经在形成,中共高层官员的喊话,收效甚微。

“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在吸引外资这个部分的动能越来越小,所以外资企业在中国将来的前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他指出。

经济学者黄大卫则表示,中美关系,或者说一些不可预见的政治经济风险等,会让外企担心他们未来在中国的生意损失更大。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虽然各级官员一再表态希望留住外企,而外企高管迫于中共压力,在不同场合仍在出席中共的各类会议,但另一边却在加快把供应链移出中国,例如苹果公司,这是最让中共难堪的地方。

他说,无论中共各级官员如何表态,都只是暂时的。到了中共渡过难关后,要打击外企的时候,政策又会发生变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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