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7月11日讯】197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干警,奉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准备参加对一个特殊人物的批判大会。
这个人就是“文革”中北京官场的风云人物——被革职不久、正接受审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
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们根据《“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等资料,说说刘传新和他所处的荒诞年代。
刘传新奉命进京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最重要人物,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打的第一个反党集团,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是彭真,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罗是罗瑞卿,曾任公安部长10年,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
毛泽东要打倒他们,真实原因是担心被政变。因为中共抓权,历来讲要握紧笔杆子——文宣、刀把子——政法系统、枪杆子——军权。刘少奇、彭真在政法系统居高位,罗瑞卿管公安,手中有枪,他们自然成了毛要动手的对象。
彭、罗被抓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从北京到全国开始了“砸烂公、检、法”造反运动。很快,旧公安部被“砸烂”,旧北京市公安局也被“砸烂”。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8人先后遭逮捕。邢相生的前任局长冯基平、邢相生的继任局长李钊,也先后被逮捕。
1967年初,由于局势太过混乱,到处乱轰轰的,毛泽东决定对公安系统实行军管。原来担任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的刘传新,就是这个时候奉命进北京的。
1967年2月11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向其进驻了大约1400名军队干部。军代表接管了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牟立善被任命为军管会主任,刘传新被任命为副主任。但是,牟立善因故没有到任,刘传新就成了军管会事实上的一把手。
刘传新这人有个特点:很会揣摩、迎合上级意图。所以,他大受高层的赏识重用。这里说的高层,包括新北京市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谢富治、吴德等人,也包括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甚至包括后来进入中央、大权在握的王洪文、张春桥、华国锋等。
从此,刘传新主掌北京市公安局长达近10年,带来一场腥风血雨。
全盘否定旧北京市公安局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被军管一个多月,刘传新就对旧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称“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刘传新紧跟上级部署,在这一年的12月,起草了两份上报公安部的文件:《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
文件称,旧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名坏人。
编造“里通外国”材料
刘传新还指使专案人员从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批示,编写《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称,原公安部长罗瑞卿、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继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等31名官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之后,刘传新组织起一个班子,规模从3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用1年多的时间,清查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多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
编造“反革命集团”材料
之后,刘传新还组织编写《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焦昆定为“国民党CC系特务”。
这份“内幕”还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39名官员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300多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
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牵连的就有105人,其中91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3人被逼自杀。
此外,刘传新还组织人编造旧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称旧北京市公安局“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
一句话,在刘传新编造的材料中,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及其他主要领导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关押高官子女
1968年8月,刘传新根据上级指示,将70名高干子女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父母的“罪行”。这些人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女儿叶楚梅、女婿邹家华;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等。
清查“反江青”谣言
文革后期,刘传新逐渐向“四人帮”等文革“新贵”靠拢。到文革末期,社会上开始悄悄流传毛泽东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各种丑闻。
于是,刘传新按照江青等的旨意,把这些传闻当作所谓“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就追查出“反动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镇压“四五”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利用悼念周恩来之机,北京发生一场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四五”运动。4月4日晚,中共政治局开会,将这场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向毛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的批准。
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再次冲到最前线,不仅组织全部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据统计,北京市公安局在“双追”行动中,共立案追查1,984件,先后拘捕388人,涉及群众数以万计。
市局公安在天安门广场偷记了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涉及副部长和军级以上官员近30名。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人身上。
刘传新因“双追”卖力,江青夸他“干得好”。
到1976年,刘传新已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成为京城最有权有势的人之一。
畏罪自杀
不过,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抓捕,刘传新最大的靠山江青倒台了。
不久,北京街头出现“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还有人用毛笔在一堵院墙上书写“刘传新要对天安门流血事件承担法律责任”。
1977年1月的一天,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楼里贴出大字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公开点名批判刘传新是在市局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他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职务,并接受审查。
刘传新自知,过去10年自己坏事做得太多了,那些被他整过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他,与其被批斗,身心受折磨,不如一死了之。
1977年5月19日,他在自家后院上吊自杀。多行不义必自毙,刘传新正应了这句古话。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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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