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征文】赤难史脉：从“大革命”到“大饥荒”（二）（1921～1961）

四、1950年代的“六大运动”

1949年10月1日赤朝开国，中共直奔合作化，违弃刚刚颁布的《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

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1]

1950年7月颁布〈合作社法〉、1951年12月〈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2年5月〈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1953年12月〈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2]

1950年代前期，中共自嗨“激情燃烧的岁月”，具体为“六大运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清反革命。中共只肯承认“五大运动”（删去“镇反”），因为“镇反”杀人太多，太难看。“六大运动”重大数据如下：

①“镇压反革命”所杀人数，最保守数据100多万。1959年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庐山会议，毛泽东：“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3]

史家谢幼田：“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4]

② 从1947年老赤区延伸至1951年的土改，大陆史家高王凌（1950～2018）：

太行老区差不多将地主杀光了。据估计，土改过程中约有300至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的。[5]

史家宋永毅（1949～ ）据中共资料列表（死于土改地主人数）：[6]

数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全国土地改革前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353。

** 《全国土改结束时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据1954年23省市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资料统计），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560。

*** 国家统计局：《1949-2003年中国大陆历年人口数据》。百度百科：https://wenku.baidu.com/view/16182d00b52acfc789ebc9e5

土改最深远恶果：打破农村生态，颠倒价值观（以贫为贵），摧毁农业生产精英——地富，地主、富家乃农村天然形成的生产组织者，被铲除后，强者无法多劳。1953年“合作化”收回分给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与土地脱钩，再次杀伤农村生产力。

贫雇农整体生产能力本身就弱，土改只能给予贫雇农一次性补助。土改后，大家都一样，地富失去殖富能力，自顾不暇，贫雇农仍大多贫困。还不如昔时有贫有富，尚可以富补贫。此弊早期苏区就暴露了，1929年11月5日〈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把土地分割小了，而且分到不会生产者手里，同时会生产者却少分了田地，把他们的人力财力都闲置了，这样客观上是障碍了农村生产之发展，失了土地革命的本来意义。[7]

中共内部传谚：“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8]合作化之初，约占农民20～30%的富裕中农（一亿多）[9]，乃农村主要生产力，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等于摧毁农业根基。中共财政部长、副总理薄一波（1908～2007）：

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一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10]

几组数据

1952年6月11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共经济大管家陈云（1905～1995）：

汉口去年收的所得税近两千亿元的样子。所得税等于所得额的25%，亦即所得税的三倍就是他们的所得额。……现在我们一年的税收，大约合23亿光洋。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他们比我们收的少。[11]

“人民政府”比国民党多收税近150%，陈云的数据呵！

公有制名义上国有制，实质党有制、吏有制，经济成了中共控制国人最有力的政治工具。计划经济再从宏观上卡住各厂矿自主经营权，只能被动等待上级的“计划”，失去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全国经济从源头上失去活力。

1951年粮食购销危机。中共中央〈关于1952年粮食问题的几项决定〉（1951年12月5日）——

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和广大工业原料种植区粮食需要量增加的缘故，1952年粮食的供应调剂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仅从国家贸易部门逐年出售粮食增长的情况来看，就可以了解粮食的情况是很紧的。1950年出售数为93亿斤，1951年出售数增为169亿斤，预计1952年至少须增至215亿斤。粮食需要量的增长是极其迅速的。……上述粮食情况收支相抵，尚差28.4亿斤。[12]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85年大陆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购）计划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场粮价也因此大幅度波动。当时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产粮区的粮价，一般高于牌价的30～50%。[13]

面对供销失衡的粮情，在计划经济指导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粮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粮食年度预算需握粮700多亿斤，除农业税收缴275亿斤，须收购431亿斤，而上一粮食年度仅收购243亿斤，仅靠市场收购（与私商争购）无论如何办不到。于是，想到关闭粮食市场，堵绝农民其他卖粮管道，“保证完成收购”。[14]

“统购统销”的实质：剥夺农民的粮食处置权以获得绝对控粮权，以极低价强制征粮（统购），以保障城镇供粮（统销）。中共很清楚“谷贱伤农”，之所以出台“统购统销”，实因合作化导致粮产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断增扩的城市提供更多粮食，只好关闭粮食市场，强行征集余粮，急救眼前。1953年10月关闭农贸市场，粮油棉“统购统销”。[15]

统购统销——乡村统购，城市统销，取缔粮商，逼迫农民只能将粮食低价卖给政府（0.09元/斤）。[16]农村不满声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购少于销售，无法维持城镇供粮。1955年8月，被迫出台“粮票”，全国城镇限额供粮。[17]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

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18]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卫科员阎义采（中共党员）“鸣放”：

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是党向农民的战略进攻，向农民抢劫土地、粮食、牲畜。农村中反对共产党的人日益增加。[19]

浙江宁波干部“鸣放”：

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20]

安徽一家农机厂技术员汪朝元“鸣放”：

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21]

1957年5月7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农业社因统购粮食过多加重了春荒〉，桐城县天成社多征61万斤，缺粮户占87%；泗县协办社缺粮人口51.1%，光明社则普遍缺粮。（页14～15）

统购统销“夺农补工”，1956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49年农业产值远大于工业）。通过工农业“剪刀差”[22]，本已很穷的农村至1978年向城市输送了数千亿资金。[23]毛泽东不承认统购统销对农业的“扼颈”，认为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至多是必要代价的“一根手指头”。[24]

中共很清楚农民的“贡献”，但已开出红色支票，得用经济绩效证明革命价值，只能“暂时牺牲”农民。1962年7月中央党校，副总理兼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1896～1972）〈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抖出统购统销之所以必遭农民抵制的底牌——

党中央的方针是以粮为纲，但价格上粮食不是纲，粮食的价格最低，种粮食的农民收入最少，一斤粮食平均不到一毛钱。按照去年的标准计算，农民卖100斤粮食给国家，他实际上得到的价格是7%，93%是尽义务，实际上粮食统购是最大的共产风，剥夺农民最厉害的在这里。怎么办呢？不统不行，统了农民吃亏，他就不种粮食，不种粮食，一切就都垮台，最后同归于尽。农业垮了，工业也垮了，现在的情况看得很清楚。[25]

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胡乔木撰）：“肃反”立案审查130多万人，查实“反革命”8.1万余，其中“现行犯有3800余名”，即8.1万余“反革命”绝大多数为“历史反革命”。[26]1956年底“肃反”结束，逮捕214470人，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27]

社会主义恶弊

失去各种制衡的“社会主义”，恶弊立腾，冗员泛滥。1957年春“鸣放”期，同盟会员、国务院参事余遂辛（1885～1969）：

国家机关的层次太多，国务院指示传达到基层比十八层宝塔还要多……工厂企业非生产人员也太多，有一个600人的工厂，管理人员就有近170人。[28]

1957年7月18日青岛，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

浙江新登县七万人有3500多官，真是太多了，应该减三千，留五百。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占30%，苏联25%，美国只3～5%。[29]

书商只要百号人就能办起来的国际书店，用了500多人，效率还大大低于书商。陶孟和指国际书店领导实在是“外行的外行”。[30]

1963年中央机关司局长以上至少2800余。[31]1978年全国脱产干部1700万（年底可能达1900万，相当罗马尼亚人口）。[32]清朝道咸年间文武官员2.7万（文官2万、武官0.7万），文官一半在京，一半地方。[33]

199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主任杨启先（1927～ ）：

国有经济占用着国家和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包括全国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70%左右，而它能够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只有1/3左右，按当年新增部分计算，只有不到20%。其效益之低、损失浪费之大，可以说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实际上，我们是在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来干人家（按：西方企业）两三个人的事情。[34]

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少慢差费”。1957年6月初，北京市计委综合处长耿子平：

今年的计划，去年6月份就开始算账了，可是到今年5月份才下达。北京今年的基建工作、交通运输工作之所以发生窝工现象，都是由于计划下达得太晚的缘故。[35]

反右强压士林异声，仅公职人员就划“右派”（阶级敌人）552877人，占国家干部总数5.8%。[36]552877名右派（原领薪）,“不包括当年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老师及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人，估计这些右派不下十万人。”[37]此外，以敌对矛盾处理的“中右”21.6万，“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还有“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孬分子”……[38]

士林哑声，社会没了报警器，1958年“大跃进”没了刹车，一场全国“大吹牛”。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人有多大担，地有多大产〉；9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14斤。

反右前，赤潮涨顶，中共威望最高点。反右后，中共一路下坡，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革。

（未完待续）

附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7。
[2]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0～23、50～54、80～83、171～176。
[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文集》第5册，香港社会科学教育出版公司2009年，卷八、页319。
[4] 谢幼田：《乡村社会的毁灭》，明镜出版社（纽约）2010年，页268。
[5] 高王凌、刘洋：〈土改的极端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2月号，页40。
[6] 宋永毅：〈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上册，田园书屋（香港）2019年，页17。
[7]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74。
[8] 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页685。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525。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362。
[11]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67。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333～334。
[13]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6。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256～258。
[1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77～488、561～567。
[16] 〈中国1949年后粮食价格的演变〉，http://www.cndsw.cn/a/ysms/yeshi/201102/1667.html
[17]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1955年8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25～30。
[18]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三联书店（香港）1989年，页323。
[19] 〈阎义采为美蒋喝采〉，《人民日报》（北京）1957年7月27日，版2。
[20] 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页146。转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炎黄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页18。
[21]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毒草汇编》第二集，页29。转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炎黄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页18。
[22] 剪刀差：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之差额，因图示呈剪刀而得名。
[23] 姚洋：〈中性政府与中国的经济奇迹〉，《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6月号，页22。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页27。
[25] 《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426～427。
[26] 〈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社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版1。
[27] 罗冰：〈早年政治运动档案解密〉，《争鸣》（香港）2005年12月号，页12。
[28]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版2。
[29]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册（1949年10月～1957年），页299。
[30] 〈请看陶孟和说了些什么话？〉，《光明日报》（北京）1957年7月23日，版2。
[31]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263。
[32] 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4。
[33]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页114～115。
[34] 邱路：〈国企改革为何如此艰难——杨启先访谈录〉，《百年潮》（北京）1999年第2期，页5。
[35] 《大公报》（北京）1957年6月3日。陈权选编：《“鸣放”选萃》第2册，自由出版社（香港）1958年，页330。
[36]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炎黄春秋》（北京）1995年第11期，页14。
[37] 戴煌：〈一次大解救〉，东方网2008年2月26日。http://www.archives.sh.cn/dabl/lsya/201203/t20120313_8732.html
[38] 胡治安：〈1978：从“摘帽”到“改正”〉，《中国新闻周刊》（北京）2013年第3期（2013年1月21日），页86。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