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牧青:中国为何频现移民潮?

【新唐人2013年2月5日讯】移民在国际上始终常态,并非过度引人关注。但近两年有两个东西方大国的移民潮,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两国大国分别为中国和法国。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中法两国的移民潮,诱发点截然不同。法国富豪纷纷出走他国,相当多的人纯粹是为了少缴富人税。而在我国,富人官员们的移民或外逃很复杂,却大都触动着体制弊端这个敏感话题。

先看法国的“高税逼富”移民潮

自去年中后期法国新执政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要实施对富人征75%高税的举措,激起国内富人阶层的强烈反弹。

法国社会党是西欧最大的左翼党,“一战”后受十月革命影响,党内多数派另立法国共产党,余下的少数派仍为社会党,历史上也是一波三折。但该党能审时度势不墨守成规,几十年来民间影响力反而大于法共,甚至几次成为执政党。我记得上世纪“文革”的70年代,法国社会党首密特朗访华,曾被我国党报报导称作“法国同志”,这让我当年着实吃惊。不过这倒让我看到当年自家同志法共加入所谓的“反华大合唱”后,法国社会党在反倒成为我国执政党眼中的战友了。当然,还有另种原因,法国社会党在经济上比较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很容易得到中下层选民的支援,而且在当时西欧国家与我保持友好的少数左翼党的根本原因。

去年5月6日,“我不喜欢富人”的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打出了迎合民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诉求的“改变,就在现在”竞选口号,在民选总统第二轮投票中战胜了名声不太好的前总统、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当选新一任总统。

应该说,经济议题始终是法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也是奥朗德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奥朗德将法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归罪于萨科齐,他推出包括60项涉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竞选纲领,强调扩大公共支出、提高就业、改革税制和监管金融等。但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提高社会保障,不仅与时下欧盟诸国普遍采取紧缩政策应对债务危机趋势相抵触,而且面对法国低迷的经济环境,奥朗德政府硬着头皮要一一兑现其“劫富济贫”施政方针,随之而来向年个人收入百万欧元的富人征收75%高税,就是奥朗德政府践诺的行动之一。

法国是拥有17个国家的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德国。全法约有260万百万富翁,是欧洲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但是法国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目前失业率超过10%,是13年来的最高水准。奥朗德曾指责萨科奇是富人的总统,他希望富人要为法国摆脱时下高赤字和经济滞后多做贡献。去年9月,上台不久的奥朗德政府呼吁对富人和大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试图削减预算赤字推动停滞不前的经济。奥朗德呼吁在未来两年中对那些收入上限达到100万欧元的人征收75%税收。这个举措一公布“几乎是普遍性恐慌”,顿时受到法国商界领袖和右翼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许多法国富人已经表示要移民避税抗议,颇有些像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的情形。

许多舆论谴责这项“杀鸡取卵”政策,《费加罗报》就批评奥朗德政府是在挑起“仇富”是在“乱上添乱”。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鼓励企业发展精神和创造财富的计划,在经济陷入困境的当今,法国社会需要富人的投资,而不是逼迫富人卷钱外迁,75%高税的承诺是一项很不明智的举措。批评人士认为高税率意味着法国不喜欢有钱人。企业界认为此举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增加就业。右翼组织称奥朗德的税务政策是“业余水准”。但法国总理马克•埃罗对预算提案的公正性进行了辩护,他说是“在和债务进行一场斗争”……

看来以“劫富济贫”形象上台的奥朗德在竞选期间许下的承诺,尽管这项计划草案去年底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认定“违反法国宪法”遭否而受挫,被前总理菲永嘲笑为“宪法委员会决定是对奥朗德7个月以来的税务大棒政策的制裁”。但奥朗德决意已定,在新年电视献词仍表示不改初衷,将向议会重新提交修改案,为此还遭到西方媒体如法新社、英国《卫报》等的一番揶揄。

高税政策负效应自去年后期到今年初立马显现:

许多法国富人纷纷出售房产或豪宅移居国外,躲避即将开始实施的高税率政策。在巴黎和其他地区,豪宅上市量增加。由于供应量增加,巴黎大型公寓房价格过去两三个月下跌5%。

而出售股份的资本所得税增加,是促使富人离开法国的主要因素。在高技术行业的勤俭创业资金积累的计划也遂成泡影,一些创业者开始带着家眷离法,搬迁到他国或地区去寻求总部设立地。相比先前,移居海外富人的身份有变化,从有闲富人阶层变为更年轻的大型跨国企业管理者、企业家和投资人。受青睐的新移居地包括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及加拿大、以色列和新加坡等。

为逃避高额税收,许多名流纷纷放弃法国国籍。仅去比利时逃避高额税收的法国人就高达2800人。这些逃税人中有不知名和名望显赫的富人。法国首富、奢侈品集团LVMH老板阿尔诺以“家庭遗产继承”为由搬至比利时,随身带走数10亿英镑财富。曾支持奥朗德上台的名流诺阿,与网球队队长弗尔热共同选择成为瑞士人。LVMH集团行政总裁伯纳德•阿诺特也申请入籍比利时避税,但由于他在当地未住够三年已遭拒绝。法国名厨迪阿兰•杜卡斯和名模蕾蒂西娅•卡斯塔分别移居摩洛哥和英国,另有不少富豪迁往瑞士。

最风光的莫过于今年1月3日,《大鼻子情圣》主演、法国国宝级演员杰拉尔•德帕迪约受到俄国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签署授予他俄国国籍护照,并称其为“商人和朋友”。德帕迪约为抗议法国政府向富人征税计划,曾威胁要放弃法国国籍移民到比法国税收低的比利时,后遭比利时拒绝,但被普京高规格接纳。“大鼻子情圣”的移民产生了“多米诺效应”,一些法国金融界巨头也纷纷宣称要效仿老德移民到伦敦等地避税。

刚刚1月23日英媒报导,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想要出走英国伦敦避税。他若兑现移民计划,必然造成的震撼比“大鼻子情圣”还要“强大1000倍”。不过针对此条消息,老萨助手辟谣称:这是有人蓄意编造。……

大批法国富豪忙逃高税纷纷出走,但也有一些法国富豪适得其反。2011年8月,美国“股神”巴菲特致信国会,呼吁对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富人征收额外税,对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超富阶层”理应征收更多。受巴菲特影响,随即16名法国富豪联名上书,呼吁自家政府设立“特别贡献”税,增加超富阶层对国家的纳税额。这些富豪主动申请缴纳更高的税率,愿意一次帮助国家渡过经济惨淡的非常时期,这些富豪中包括欧莱雅化妆品集团公司女掌门贝当古,法国最大广告商、阳狮集团公司董事长英里斯•李维等名牌富豪。有媒体说,这些富豪大多曾是萨科奇的支持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换取好处。

前两年,美国奥巴马政府预先就想向美国富人征高税。而“巴菲特税”尚未实施一些穷州就已动手向富人增税了,以致招致大批美国富豪逃离纽约,迁往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等地,有的干脆不要国籍迁居国外,其中就有个人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脸谱”联合创始人萨维林放弃美国国籍入新加坡国籍的爆料。据统计,2010年,总计有1780名美国人放弃美国国籍,而2009年只有742人,2008年为230人。

交税可以,交高税不可以。50%的高税尚能勉强接受的话,那更高的税率就会引起强烈反弹。我曾看了一段黑人影星威尔.史密斯与电视节目主持人关于纳税对话视频,很能代表富人对75%高税的态度。开始史密斯慷慨表示赞成富人应多缴税,自己拿多少都心甘情愿。但主持人让他缴税75%时,史密斯顿时大吐血,惊讶道“75%!!!哇哦…这…就不同了……这是另一码事了”,“75%啊,呃…那个啥…上帝保佑我大美利坚”,表示根本接受不了。

看来,早先的美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征高税都曾得到富人的起先支持和随后的抵制。结果忽而出尔反尔,忽而过犹不及,似乎与政治局势因素不大,全为经济钱财利益所困。看来不是我不爱国,而是政府太操蛋的逼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总统自上而下搞“杀富济贫”举措,自然让大批资产阶级寄生虫受不了,结果通病都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拔腚走人。但像法国这样以75%税率着实把富人吓一跳,引起更大移民骚动和影响似乎更力拔头筹。

再看我国移民潮的成因特点

应该说,“文革”后至今,我国大的移民潮起码有三次。前两次基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的成分基本以民间为主,移民的动力主要是历史政治因素、教育水准因素、高额收入因素和环境宽松因素等为主,两次特点分别为留学型和技术型。

第三次就不同了。上本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社会体制弊端、改革停滞不前、转型时期漏洞和法律道德文化下滑问题愈发凸显出来,既给一些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或盘夺财富提供了方便陡产暴发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严重扭曲,成为官商勾结暴富的特权的依据有恃无恐,根本没有带动占绝大多数的穷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分析家认为,多数中国企商大亨多依靠与政界的潜规关系,短期内非法积累了巨额财富,如已被查处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代表人物周正毅、赖昌星、徐明等暴发户。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灰色经济”产值达1.4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资料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不足1%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这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财富过度集中极少数人手中的病态现象,让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悬殊拉大,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早已持续超过国际标线已达危机濒临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仇富”“仇官”意识积淀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规模动乱。

这种忧虑让移民的成分与先前两次移民潮相比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富豪和官员家庭加入了移民队伍。在这次大规模移民潮中,海外投资移民已成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波移民主力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资产被带到国外,而且移民人口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以上。

我国富豪外移原因很复杂,但始终不存在高税逼迫富人移民的条件基础。我们地方发展经济需要“筑巢引凤”请各路财神大驾光临造福一方。款爷盼都盼不来,哪敢高税吓走人家?于是只有不平等的各类降门槛“优惠政策”出台哄着供着。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偷税漏税社会不公贫富拉大官商勾结弊端。近二十年来地方官商勾结共同利益抱团,成为时下最大收益者或超规模的利益集团,与这种弊端关系极大。所以各地乃至垄断利益集团总和势力,足以能左右国家政策走向,出台的政策多倾向富人呈恶性循环也就不奇怪了。我国实际实行的是“均赋税”,即大款与小贩、“工薪族”税额率比重几乎在同等线上,反倒是后者是国家纳税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此刻不正常税负条件下,再若大谈对富人征高税云云,无疑是外星人来地球的鸡对鸭说,既没先例也连想都不敢想,更不会出现像法国、美国那样,逼迫富豪为纯经济出走为主导因素。有法国媒体称,在决定“出走”的法国富人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为少交税;另一种是对奥朗德税收政策所体现的社会“仇富”心态的失望。

所以因高税富人出走,与我国富人官员移民丝毫不相干,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前几年,我国著名国际影后巩俐入籍新加坡,曾很伤国人自尊。近两年一直疯传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举家办理入加国籍忽悠。其实这些已不重要。众多名流不是傻蛋,明白自己那点花拳绣腿在国外无法施展,自然懂得手握外籍护照在国内继续赚钱的实惠性。所以巩俐继续在国内大秀广告,张铁林、斯琴高娃大演“帝王”“母后”,大S婆婆“俏江南”富婆张兰继续敛国财,蒋大为央视大唱“红歌”做样等等见怪不怪现象,也就成为中国独特的一道合理合法“外商赚内钱”风景线。至于众多的“裸官”悠然自得高吭“主旋律”,私下却不择手段盘夺公共资源转移国外享用,就更不在话下啦。

如果再加上外资“做空中国”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外资赚的中国资金外流,再加上富人、贪官卷走的本土资金,应该也算是我国近年来经济趋势不景气的起因之一。2011年我曾看到一个国内官方报导资料,据保守估计,在1999年以后的10年间,我国国内有200万人合法获得外国绿卡。仅2010年我国流向海外国家的移民资金就高达100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密切关注。

表面看,国内投资环境拘紧缩、“原罪”积累后怕及保护自家人员和私有财富是个“移民”主要因素。再探究一层,也有国外良好的教育资源、安全的投资环境、高生活品味,出入境方便、活的有尊严、养老有保障等等的强大诱惑力。而最为敏感的深层次的要害因素,我认为却是对我国政治、经济、人际和环境的失望甚至绝望,尤其是政治走向的吊诡多变不明朗。这才是第三次移民潮的最最关键的因素。

早在去年初,中国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调查显示,我国大陆资产净值较高族群中,1/3拥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平均比例为19%。而近来最新报告显示,我国已有近三成的亿万富翁移民海外,有近五成正在移民意向中。据说近60%的千万富翁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意向。前不久香港凤凰台副总编何亮亮在《有报天天读》中说,我国大陆半数富豪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续,都已办好移民手续。即便这些年国外提升了移民办理费用,但高投资费用仍难挡我国富人不惜成本投入的移民决心。

这里不得不谈及格外瞩目的反常动向,即大量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加入了这个移民潮流,更有不少大小贪官趁机漏网逃之夭夭。从近几年官方和媒体公布的消息和资料看,这些大小官员或国企高管“移民”,除了一些合法手续的外,许多人或通过漏洞采取不正当手段洗钱把公款转移国外、或只身国内做“裸官”将家眷移至国外、或携带钜款外逃隐匿,让第三次移民潮显得极为不正常。

官员携款外逃早不是什么新闻。至少在上世纪1980年代末那起风波发生后,随着局势的反复多变使官员卷款外逃成趋势,到2012年达到历史最高的巅峰状态。据去年有官方统计,25年来我国内陆外逃贪官共卷走资金2.4万亿,其中仅上海大东江公司原董事长萧洪彬一人就卷走62.27亿。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显示,上世纪1990年代中期来,外逃贪官约1.8万人,卷款达8,000亿。此前有消息称,2012年仅从北京外逃官员354人携款3000亿元人民币。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非法资金外流达4120亿美元,2011年升至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有可能突破10000亿。2013年仍是未知数。中纪委去年12月13日的《反腐败斗争工作的新动向》通报中说,去年12月上旬被提取92.46亿美元等值外币,11月也被提取146.44亿美元等值外币,也就是说去年最后两月,外逃贪官卷走23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亿)资金。尽管国内外统计资料对外逃官员数量及卷款数额有差异,但携钜款外逃官员绝不在少数却是共识。这些官员在移民外逃前,通常会凭借权力对社会进行疯狂掠夺和百姓压榨,不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执政党带来极大负面效应。

党的十八大后,又出现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管出现一股抛售豪宅、别墅的新动向。近期网路和媒体不断曝光的“房婶”、“房叔”、“房妹”、“房嫂”等腐败案例,让不少官员预感名下超标的房产已成“自我爆炸”的累赘,也是急于变现隐匿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当这之前的去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而中纪委、中办、中组部去年底约见近120多名现任高官,就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账户等现象“打招呼”,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但也加快了贪官们想方设法洗钱外逃的趋势。这大约与十八大后局势难以预料、紧锣密鼓的反腐局势紧张、大批贪官密集落马有关。

移民潮带来的不光是社会财富的外流,更是大量的精英人才的流失。2002年到2011年,仅美国就有28万中国人变成了美籍华人。这还不包括其他大量入籍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曾经是我国的同胞,其中不乏我国极为需要的各界精英人才。难怪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称“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她谈了6个中国难以克服问题的依据,首条就是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有专家对大量富人和知识精英移民很乐观,认为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向汉”,是一种像当年台湾、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暂时“过渡”现象。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忽视了我国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环境等因素。

法国富人移民,主要原因是摆脱对富人的征收高税而不是其他。

不难看出,我国富人官员移民潮,与法国富人移民潮有着本质的不同。

2013年1月25日晚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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