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二百零三:“三家村”冤狱

整理:袁斌

三家村”文字狱案,拉开了疯狂的“十年浩劫”文字冤案的序幕。

所谓“三家村”,其成员有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人在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上,以“三家村札记”为栏目,化名马南星,连续发表敢于讲真话的文章,谈古论今,议论风生,名重一时。但其时业已“通天”的姚文元率先发难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大抓“三家村”式的“反党小集团”。几百号人的基层单位,也应时大抓“三家村”分店。其打击对象多是舞文弄墨的笔杆子,当然也包括有所谓“反党言行”的普通群众,反正凑够人数即扣上“三家村”的帽子,罪名皆可用“莫须有”来概括。

“三家村”的三位当事人在受迫害中更是首当其中。

邓拓,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侯补书记。

邓拓被控为“三家村”黑店的掌柜。

1966年3月,北京城同往年一样,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但一股看不见的政治空气却与大自然的气候显得极不协调。31日,康生从上海带回了“最高指示”,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燕山夜说》和《三家村札记》。

会后,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反省。不准外出。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邓拓写的文章总共一百七十一篇。

1961年3月21日,邓拓发表了以倡导掌握更广博的知识为主题的文章《欢迎杂家》。文中写道:现在我们如果不能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姚文元声称他抓住了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领导工作”。然后无限上纲。姚文元写道: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小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拚命地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的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致的性质。

姚文元又写道: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提出的。

姚文元对“杂家”二字这么一注释,再来个无限上纲,轻轻松松一篇杂文,便成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文章了。邓拓当然也就成了妄图篡党夺权反党分子。

邓拓另一篇文章《堵塞不如开导》,讲的是鲧和禹治水的两种不同方法:一个是堵,一个是导。前者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失败;后者符合自然的规律,结果胜利了。邓拓以此希望人们从中能领悟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凡事都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否则就要失败。

姚文元抓住文章中“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这半句话,从另一句中找出“一切事物”四个字,拼接成一句话加以批判。并对“一切事物”解释为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经姚文元这样一拼接一解释,邓拓便成了要求我们对“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的”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了。

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欲加之罪,竟用了“移花接木”法。

邓拓另一篇文章《说大话的故事》中,引用马谡真人真事和季孙氏、赵国方士的故事,井借用管仲的一句名言: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意在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邓拓写道:……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姚文元抓住《说大话的故事》《多学少评》《两则外国寓言》《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个鸡蛋的家当》几篇,诬陷邓拓利用这些文章刮起反党妖风,诽滂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种经济上的困难,集中掀起一股攻击总路线的黑风。

邓拓被扣上好几顶大帽子。

邓拓被扣的帽子包括以反对说大话,行反对大跃进之实;攻击大跃进是“吹牛”、“升虚火”、“发高烧”……

这种形势下,邓拓预感到,他在劫难逃了。

进入五月份,形势更加险恶,仿佛北京城要炸裂一样。声讨之声,如雷贯耳;翻开报纸,每天都有通栏标题:《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三家村”黑邦是民族败类》。打开收音机,从早到晚也尽是“彻底铲除”、“愤怒声讨”之声。这分明已经远远超出思想斗争、学术讨论的范畴。

5月16日,更大的打击降临到邓拓头上。《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宣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

叛徒!”邓拓看到这顶吓人的帽子,一下子昏了过去。

经过一天的熬煎,即5月17日深夜,在一家人熟睡之后,邓拓拿起笔,写下自己最后的“申辩”,称他的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

信中流露出,他在狂风暴雨般的批判声讨声中,已萌生了轻生的念头。紧接着,他给妻子写了封绝命书。信里说:

“我因为赶写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得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脱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5月18日凌晨,邓拓自杀,以死做了最后的抗争。

火化时,邓拓用的是假名。除亲属外,谁也不知道白色被单里裹的是什么人。

吴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吴晗被控是“三家村”黑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

吴晗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各种报刊杂志对吴晗实行围剿。这些声讨文章说: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又写了《海瑞罢官》,实际上都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很显然,吴晗在为被党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一场文字狱案就这样降临到了吴晗头上。

1966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决定,要吴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市郊昌平县大东流公社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市委的这项措施,意在让吴晗换个环境,使他免遭“文斗”之苦。在农村,吴晗每天都能从广播里听到声讨之声,不是“砸烂”,就是“打倒”。吴晗下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从此,从围剿吴晗、《三家村》,扩大到在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揪《三家村》、《四家店》,揪各级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是以报刊杂志为阵地,进行所谓的“讨论”,演变扩大成以“批斗台”、“揪鬼台”为阵地,进行愤怒声讨式的“文斗”。很快,这种“文斗”不过瘾了,又迅速发展进化为以揪斗,毒打,坐“喷气式”等各种形式的武斗。

1966年6、7月份以后,吴晗几乎每天都被拉出去批斗、揪斗、毒打。起先还文明点,只是在台上低头认罪、接受批判;不久,他就坐上了“喷气式”,并遭毒打,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

当时,毒打所谓的黑帮分子是不分场合的。有时在批判台上拳打脚踢,有时在临上批判台前在台下先打,给你个下马威,还有在路上打,在关押的地方打,在家里打。总之,随时随地可以批、可以斗、可以打。

1968年3月,吴晗被冠之以“叛徒”的罪名逮捕入狱,但他的悲剧并没有至此结束。在狱中,法西斯式的毒打审讯,使吴晗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而且由于挨打造成的内出血,使他说话呼吸都十分困难。

1969年10月11日,残酷的虐待使吴晗口吐鲜血,猝然死去。时年60岁。

吴晗惨死了。他的家呢?用四个最通俗的宇就可概括:家破人亡。

吴晗被关进监狱后,百病缠身的吴晗夫人袁震被强行送进劳改队,并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小浴室里。精神的重压、病魔侵袭、和法西斯的待遇,她很快垮了,全身瘫痪不能自理。仅靠年仅13岁的女儿小彦照顾。小彦每天要奔波几十里去照料母亲,还要照顾弟弟,还要替妈妈干分给“黑帮”的活。

1969年3月,袁震才被允许由两个孩子接出治病。当天半夜,袁震病情突然加重,两个孩子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可袁震是“大黑帮”吴晗的夫人,医院未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致使袁震病情急骤恶化,开始昏迷不醒。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她想喝口稀粥,儿子小彰赶快去找粥,粥还没找来,袁震已经停止了呼吸。

小彦担起了照料弟弟的生活担子。

生活上超负荷的磨难,使小彦那脆弱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了。1973年6月,小彦患了精神分裂症。发病时,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或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她将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床头,日日哀悼。1975年8月,小彦给中央专案组写信,提出:给吴晗作结论,要吴晗骨灰,发还抄去的书籍。

1975年秋,社会上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小彦与好友小李议论过“四人帮”,灾难来了,以影响“首长安全”和“攻击首长”的罪名,她被逮捕入狱。这一意外打击,使她神经更加错乱,她哭闹,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殴打。门牙被打掉了,头被打出血,头发扯得七零八落。她被送到精神病院,毫无人道的监护人员竟跑到医院非法审讯她。

在医院的一再要求下,小彦被暂时放回家养病。但小彦已被折磨得身心俱残,走投无路。在绝望中她选择了死。

1976年9月23日,小彦结束了自己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

廖沫沙,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廖沫沙被称为“三家村”里小兄弟。

1966年春天,廖沫沙正参加北京市郊的“四清”。4月16日晨,收音机里播音员正用不同寻常的声音播送《北京日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历数了吴晗、邓拓和他的“罪状”。他一下子大惊失色。

廖沫沙的主要罪状是用文章攻击“伟大的党”、“社会主义事业,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进入夏秋之际,那种主要是“愤怒声讨”的精神摧残,被肉体摧残、灵魂毁灭所代替。他被揪出去没完没了的批斗,坐“喷气式”更是家常便饭。1968年,廖沫沙被关入临时性的“监狱”。这个监狱是一所学校改装的,囚室的窗户都按了铁栏杆,玻璃涂上油漆。从此,他与世隔绝,一晃竟达八年之久。八年中,在这铁栏杆封锁的小屋里,他精神备受摧残,肉体惨遭折磨。受审时,回答不上所提问题,便拳脚相加,打他踢他,他胸口猛挨一拳,立感心口绝闷,几乎晕倒。有一回,看守人员将毛巾塞进他嘴里,按在床上痛打一顿。看守走后,廖沫沙一抽毛巾,鲜血直流,一排牙齿被打松动了。

1975年的一天,廖沫沙被管理人员叫去。

“中央决定下放你去江西。”

“让我回家看看吧!”

“来不及了,明天就走!”

“你们用车送我和家人见个面也行。”

“不行,到江西后亲属可以去探望。”

这完全是流放啊!

廖沫沙终于没能与家人见面,他被遣送到江西一个林场,化名唐家权。

流放生活,从1975年开始,到1978年春,历时三年。从1966年蒙冤,1968年入狱,非人生活竟达十年。

廖沫沙终于回到了百花争艳的北京城,经过二年多的治疗,他那受尽创伤的身体才得到恢复。

在“三家村黑店”里,他算是最最幸运的一个了。

(摘编自刘兴华着《疯狂的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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