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被中共迫害的“十大元帅”之结局(中)

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在随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伯承、林彪没有出席,公开原因是生病,但在记者在随后去其家中所拍的照片看,两人都很精神。

按照常理来说,毛与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与毛并肩作战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当年斯大林清洗苏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

刘伯承双目失明

被中共视为“著名军事家”的刘伯承,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战争,长达50余年。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帅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受命在南京创办中共第一所军事院校。在其埋头打造军事院校时,却卷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1958年,毛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军队掀起了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当年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京。连续两天未睡的刘伯承,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因“检讨深刻”,以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力保,才没有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

有分析指,刘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与其和毛较差的关系有关。如他曾公开批评毛引以为傲的“游击主义”,他曾留学苏联,而毛对留苏派极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对刘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的刘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即马上交出兵权,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可叹的是,以为这样就能脱离政治上的漩涡的刘伯承,因为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边吹风“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怀之手整治刘。而据说刘伯承当年没有参加授勋仪式,也是因为深知毛对其不满,只是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帅。刘伯承推病不去,是为了避免尴尬。

被批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1964年7月,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革爆发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彻底失明,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1973年因误用药物,病情加剧,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离世。

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的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惨死

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49年后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可以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銹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这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著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审查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惨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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