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记者杜林2008年7月8日华盛顿报导)有专家指出，贵州瓮安的警民暴力冲突事件彰显以非暴力抗争手段来争取民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也有专家说，中国民众暴力抗争完全是当局过分依赖暴力解决矛盾的结果。
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7月5号在波士顿举行纪念活动。该组织主席杨建利希望借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由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提醒大家不能使用暴力，而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用较高的道德原则来推动社会变革。他倡议用和平的方式纪念各种抗争，因为和平的方式力量是相当大的。
长期致力于中国民主建设的山东大学前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瓮安事件表明“以暴易暴”经常适得其反，民众不如通过示威游行等正常途径来表达不满，效果可能更好：“它(政府)要镇压这些活动，就要找空子。比如你烧了汽车、烧了楼了，它就要判你的刑，抓你的人。这个结果是打压了民众要求正义的这种活动，使得他们或者被分化瓦解，或者使得一些人害怕，不能形成规模更大的这样一种民众运动。”
也有专家指出，瓮安事件中的民众抗争有官逼民反的性质，虽然事与愿违，也属无奈。前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晓波表示，中国目前官民对立已经严重到往“以暴易暴”的最坏方向发展的程度：“恰恰是这种官府暴力才造成了这种暴力在社会上的蔓延。最近来看，指向官府官员的个体暴力和群体暴力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在方式上也越来越激烈。”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事件发生后也承认，当地政府过度依赖警力解决社会矛盾，是导致事件突发的原因之一。他说，“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的问题应引起反思”。
杨建利博士表示，瓮安事件说明民众对共产党统治积怨已深，虽然可能很快就平息了，但它产生了星火燎原的影响，会迅速波及其他地区，会引发类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胡平近期也撰文，呼吁中国民运要坚定非暴力的抗争信念，因为非暴力抗争在现实中更加可行。
中国“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说，民众暴力抗争多数属于体制问题，依循正常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就导致暴力出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由于他不是民主这样一种体制，依然采取暴力加谎言这样一种方式。这是因为当局他们过度依靠暴力，造成了今天社会矛盾的积累，造成了火山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