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柜、召回、道歉、问责、免职，这些看上去似乎有效的东西，没有制度的保证，没有透明的监督，没有媒体深挖细察的“扒粪”，没有公正的法治治理，都会变成一场做秀而已。过了这个风头后，这些不法的奶不法的人，都会重新回炉，有的甚至连行头都不换，大摇大摆地又给公众更大的“惊喜”。下一次食品安全包括其他安全的问题迅猛出现，只是个时间问题，没有谁傻到相信这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会从根子彻底解决食品安全以及其他诸多安全问题。要想让他们彻底解决这些深涉他们贪污腐败利益源泉的问题，切断他们寻租的利益链，就像要让他们挥刀自宫一样困难。那不受约束的话儿，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想什么时候使用就什么时候使用，想如何贪占就如何贪占，你说我还自宫干嘛，我有病啊。
含苏丹红的红心蛋，注水的猪肉，用硫磺漂白的粉丝，用避孕药养殖的鱼，用工业酒精兑制的酒，添加了洗衣粉的油条，掺入滑石粉的面粉，有毒的大米，有毒梨子，有毒的榨菜，有毒的火锅……。食品安全已弄得民众的一日三餐六神无主，不知今天会把什么毒吃进身体，哪一天就会来一个总爆发。也许不少民众不会在吃到毒时，就突然死去，但大部分的慢性病、累积性的病症，的确就是拜有毒的政府长期不懈传播其毒源之赐。把中国当成一个毒产品生产基地，把民众当成各种毒品的寄身性试验场所，让你无所逃逸。把全中国人民都变成神农，搞得百毒不侵，看来是中国政府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计划。
共产党自诩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倒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是灵魂上的黑心黑肺者，不把民众的身体弄得黑心黑肺，他们绝不收场。中国在奥运后持续其夺金的实力，各种灾难频发的金牌，他们从来都是第一，世界上没有国家能与之争锋。像毒奶粉事件这样的“金牌”在世界可谓旷古未有，其波及之广，伤害之众，都是他国无法比拟的。但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消费者的弱势群体，即低收入家庭。每次受到波及最广的时候，就是整个社会中最应该受到关怀的群体受到的伤害最为惨重。这样的事件严重伤害社会的公正，不仅拷问政府管理的能力和他们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也是某种意义上令“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的原因。由于早期“改革开放”给大家都不同的程度带来了利益，所以“改革开放”这样的词汇似乎有了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但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也应该步入制度建设的理性正轨才行。
一切有毒的源头就是政府有毒，以为靠胡锦涛训一下话，发表一下“重要”讲话，就能解决问题，那真是太小看毒素的厉害。如果你一发表“重要”讲话就能起作用，那么中国早已是个世界乐园了，因为六十年来中共领导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但事实是，你越发表“重要”讲话，越证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进入黔驴技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什么牢记教训，都不如良好的制度和中立的法律约束有效，民选的总统都是靠不住，从不经民选的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能靠得住？别瞎掰了，演戏演到自己都信以为真的地步，正是中毒不浅、病入膏肓的症状。
见到任何东西都有毒后，民众也都知道毒品的根源。具体产品的毒，可能是产家，可能是各个与此有关的诸多部门。这些毒一时半会儿采取工作，可以适当管理住。但毒的源头即政府，没有有效的治理，那么这些所谓的毒品，哪里会有根绝的一天？所以有网友在梁文道兄所转载的“校服也有毒”一文里跟帖指出，“政府有毒怎么办？”显然网友们都知道中国所有毒品的总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和无所约束的一党执政。国人的道德沦陷固然是个很大的问题，但道德问题在我看来是二级问题，道德受制于法律和制度的因素很多，
比如诚信问题，看似是个道德问题，却与社会制度有深刻的关联。你制定出让所有的人在社会上不诚信，就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自绝于人民的良好制度来加以约束，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会与时俱进。中国人与民主制度下的外国人，为什么在诚信上，有不少的差别（除了信仰问题），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制度的刚性约束（包括从小的教育）对人性恶的必要修正。举例说来，中国人与美国人一生下来，不存在谁更有诚信的问题，但待他们长大，差别就出来了。当然从单个的个案来讲，也许有国人比美国人诚信好，但整体水准，比美国民众讲诚信的概率要低得多。没有良好制度的约束，就是最大的毒品生产源，这个没有真正制度的约束的毒品生产基地，生产出来的最大毒品就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全身有毒的政府就是所有毒品的源代码。一个撒谎成性的、不诚信的政府，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信任问题，让整个社会深陷在恐慌之中，缺乏真正良性的救助能力。要彻底解决毒品制度性地泛滥的问题，其比较靠谱的解决办法，是从如何给毒品总源头的政府消毒开始。
2008年9月20日8：22分于成都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