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件发生的前因
1、直接原因
6月26日发生在广东韶关的维汉工人冲突，是因为韶关玩具厂一位前职工在网络上散布谣言，六名新疆男孩强奸了两名汉族女孩，结果引发5000汉族人冲到维族员工宿舍暴打。警方不予制止，至少导致18名维族人死亡，而官方只报道了两人死亡。事件起因、发展和政府处理的结果引起维族人不满，进而在维族生活聚集区新疆乌鲁木齐市首发，引起了大规模的连锁暴力行为。
“星期天(7月5日)下午5点，乌鲁木齐市有近万维族市民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长期对维族人进行的敌视宣传，他们同时还要求政府对广东韶关维族人被血腥殴打事件做出交待，停止强迫维族人到中国大陆去打工。”──新疆骚乱伤亡近千人：官方维族互指责 博讯记者 海涛
2．历史原因
以马列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现政党及其政权，一直奉行唯马列是尊的强盗逻辑，以毁灭除己之外的所有思想文化为己任，以高压性的种族政策、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强迫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们舍弃既信，转尊马列，使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各阶层人民丧失或改变了很大部分的原有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使维族人、藏族人及其它少数民族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在共产新王朝下产生了一种满清入关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般的失落感、压迫感和受辱感，从红朝立朝之初即已激发了民族矛盾、文化矛盾和阶级矛盾，为后来的民族和谐相处留下了隐患。
为追寻原有的信仰之魂和生存之道，各边疆民族与同样身处极权统治之下的底层汉族人民一道，不断地上演着一幕幕新的反抗埃及王的故事和出埃及记，本次的7.5维族暴动，只是这种历史故事的延续和暴发。
二、 新闻报道的偏袒性
只要是发生在中国内地中共治下的任何事件，尤其是近年来突发性的政治敏感事件，一般情况下只有政府属下的独家新闻机构参与报道(7月7 日的央视新闻中，就提及“记者跟随执行平暴任务的武警部队采访”的说法，可见媒体记者的附庸性和从属性)，其它新闻媒体则只能参用所谓的“新华社通稿”，以统一口径，达到事件定性并引导世人认知之目的，而境外媒体和民间自由声音则难有此奢望。
从政府对待敏感事件的既定态度和操作手法(封锁通讯、电力、道路、言论)上，可知其新闻结论的观点难免偏颇，真相必然失实，如何让世人信服？
三、 维汉冲突中的三大交叉矛盾
事件表面是民族冲突，实质上由民族矛盾肇始，引发弱势民族对自身权力的述求和发泄，其中隐含了更高层面的城乡歧视和阶级歧视因素。此行为与中国红朝历史上既有的阶级矛盾和城乡矛盾交错纠缠，体现出一幅错综复杂的矛盾图画。
1、民族矛盾
任何矛盾皆宜解不宜结。在多民族共存的中国，任何执政者尤其是自认马列暴力主义的信徒、加上大汉族主义心态的中共强势政权，本来更应注意自己行为的适度和理性。但可悲的是，从50年代“王师入疆”的那一刻起，以“王胡子”为首的“共匪军”，即以“铁血政策”对以维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民族屠杀和种族灭绝(王震死后，南疆有老维族放鞭炮庆贺)，然后将“解放军”改制为“住屯军”(建设兵团两百万人)，对新疆进行大量移民，计相关机构和亲属人员达数百万之众(现乌鲁木齐2百多万人口，少数民族不到四分之一，维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以开发和建设的名义对原住居民行资源掠夺之实，并对少数民族行“汉化”政策，行政性质名为“自治”，实为“汉治”加“专制”，这是引起边疆民族不满的几个历史原因。
以“解放者”和“救世主”自居的强势政权，对自己治下的各族人民采取高压政策和血腥统治，将自己的意志和信仰强加于人，在本族内部，体现为阶级压迫，一旦跨越了种族，即是有违“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种族压迫和种族灭绝行为。
多年来，以中共为首同时拉笼少数民族权贵组成的统治集团，对包括少数民族和所有汉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曾经犯下的历史罪行刻意隐瞒并极力淡化，意图让人民遗忘其难以偿还的历史血债。但深受其害的各族人民，在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水深火热中，除了奋起反抗之外，还有其它选择吗？
让人难以理想的是，暴政一方面淡化罪恶，一方面却还在不断地制造新的血债。这种自相矛盾之为，或许正是其“不规矩出牌”的邪恶之处吧？
2、城乡矛盾
中共政权长期奉行“以农补工”的极端经济政策，重点发展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在工业产业布局完成后，也并没有及时对落后地区、产业、人群进行反哺，而是一如既往地进行政策和财政倾斜，使经济领域各产业发展极度失衡。
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城乡隔离制度”。此制度使处于落后经济区的广大农村人没有机会参与先进的经济活动，更没有机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造成不同区域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出现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惨局。
在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经济分布现象，被人形象地称为“东部是欧美，中部是亚洲，西部是非洲”，映证了在区域发展政策布局上的不公正。
落后地区的贫困人员大量流向发达地区，造成地域性矛盾，如果涉及利益述求并有非本族人员加入，则必然催生民族冲突，使一场让中国人已司空见惯的一般性事件的性质上升到种族冲突性质，使其后果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严重化。
看来，这种人为的制度性安排，是所有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
3、阶级矛盾
当前国内矛盾的主流，是由贫富差距引发的阶级矛盾，具体体现在专制体制之下的官民矛盾。
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起家，并声称要最终消灭阶级存在的“无产阶级”暴力政党，到后来却以“制度犯罪”的手段，以其王者之法，将一个个社会之中的自然人平分为三六九等，公然推行阶级歧视和等级压迫政策，在为社会平添了无以数计苦难记忆的同时，没想到也使它自己沦为了天下所有被压迫阶级共同的阶级敌人。
从近年来各地方风起云涌的官民冲突事件中不难看出，专制统治者正在为自己从历史到现行的暴虐行为付出对等的代价，其统治基础和统治合法性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一小撮暴政统治者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却必须要其本族中诸多无辜的普通人来为其暴行买单，并且它还要在其中继续混水摸鱼，坐收渔翁之利。
上述三大矛盾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主线，完整而交叉地体现在此次的维汉冲突事件之中，并且是以阶级矛盾为主，城乡矛盾次之，民族矛盾再次之。
四、 冲突背后的政治势力推演
1、国外势力
在国内(特别是藏疆地区)现有的政治高压、技术封锁和军事管制态势下，以亡居海外现年62岁的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因其凝聚力和影响力明显不足，尚难具备遥控从中国大东南到大西北这样横跨万里的国家级行动的能力，况且他们再三申明并不提倡恐怖暴力行为，虽然事后必然发声言事，但事前策划的可能性并不大，政府也从未拿出过让人信服的证据。
至于说其它欧美国家是否有染，与伊朗事件一样，则更属无稽之谈。
以政府多年来在类似事件上动辄上纲上线，惯以政治批判代替或影响司法裁决，以一党之言定乾坤而无视自己的王者之法的长期不良表现(如西藏有事必指“达赖分裂集团”，新疆有事必指“东突恐怖分子”或“世维大会”，国内腹地有事必指海外“敌对势力”，维权事件必指“别有用心者”，宗教事务必指“法轮功X教”，异议事必指“少数民运分子”)，也可以佐证“操纵力量来自海外”的定论，纯属子虚乌有之说，只不过是政府的故伎重演罢了。
2、国内主流政治势力操纵
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
①、 转移国内矛盾
不能排除当政的主流派自编自导自演民族冲突事件(如前几日广东省韶关事件中，警方对冲突一方暴力行为的纵容和视而不见，如08年拉萨事件中的武警演员，和藏服“大砍刀”汉人，如京奥之前，小胡视察青岛海域照片中的人物粘贴复制造假，如20年前89六四时，让首钢工人参与打砸)，以求转移政治危机和缓解阶级矛盾之用。
统治集团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了挽回颓势延缓终期，经常会采用一些不设底线的流氓政治手法，如限制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击异议人士，借用黑暗势力，以左手制右手，自导自演恶做剧，嫁祸栽赃恶人先告，借花称佛以霸充善，指鹿为马颠倒事非，扭曲历史制造假象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本次事件，只是其中几种手段的综合应用而已。但这种以左手制右手的荒唐弄剧，无异于服新毒制旧毒，直至无药可救而终。
②、 执政党内部不同派系之别的相互制肘
从广东到新疆，两个相距遥远看似无关的事件，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与广东事件遥相呼应默契互动的，正是江系旧臣、掌控中国大西北的新疆王—王乐泉。
09年以来，胡系对江系的清算已有决定性效果，尤其是江系广东帮人马的多米诺骨牌般连续落马，使江系不得不使出自认为是杀手_级别的拼死一搏，即以一直隐约显现并一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中国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暴发，来打乱胡系的政治谱系安排，引起世人对胡的不满，进而影响胡的政治前途，达到彼消己长的政治目的。
五、 认清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这个世界上，除了自我标榜“中庸谦和”的“大汉”民族满身浸淫着奴性之外，其它民族多是具有牺牲精神的血性民族，他们不会久居人下而甘受无尽的胯下之辱，为了起码的生存和信仰，哪怕是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最高统治集团意图以民族矛盾来转移阶级矛盾的做法，是在当前其政治统治基础不断受到来自各方“敌对势力”挑战的情况下，不得不祭出的一招损棋。这招损棋，同时也是一招险棋，表现出统治者的狂妄和无知。
汉、维、蒙、藏、回、满等各民族中的普通民众，不论是身居国家腹地还是偏居边疆一隅，都是处于被专制政权压迫之下的“劣等人”，都是这个专制政权暴政之下的受害者。所以，各民族兄弟不能放弃主要的阶级矛盾，仅仅为了解决小团体眼前的次要矛盾而轻易中了统治集团设下的政治圈套，无谓地进行亲者痛、仇者快的自相残杀。
民族隔阂、民族仇恨在长期的种族歧视政策下，毒化着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灵，近年来更像猪流感一样肆虐。而这一切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的始作蛹者，才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即是邪恶的制度所造就的暴虐政党及其政权所代表的权贵阶级和专制集团。
2009-7-7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