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四十多人，星期六避开公安监视，在一家餐厅举行年度新春聚餐，祭奠20年前不幸遇难的子女，誓言向政府讨还血债。学者认为，“六四”至今已21年，当局应拿出勇气，正视那段历史。
“六四事件”进入第21个年头，北京的一批“天安门母亲”，上周六，避开公安的监控，在北京的一家餐厅聚会。“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告诉本台：“我们在1月9号上午11点，大家在北京城里选了一个地点，进行2010年的新春聚餐”。
当天上午天气晴朗，最高气温竟回升到了近日少见的零下1度。“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另一位发起人张先玲女士自1991年起，每年都会参加新春聚会。她星期一对记者说，很多难属因体弱及年事已高，无法成行：“今年是第21个年头了，当年20来岁的，现在都四十多岁了，而且袁老先生（袁可志）已经九十多岁了，肯定是去不了了，他的夫人李雪文本来每年都去的，现在因为她腿不好，走不了，也不能去，还有坐轮椅的也不能去了，徐玨因为重病，最近在医院里，也不能去。”
不过，聚会现场气氛热烈。丁子霖说，她见到了8年未与大家见面的张树森，不禁热泪盈眶：“尽管说好大家不要哭，不要哭，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见到张树森大姐，我们都很难过，她也哭了，我也哭了。每年见到她闺女替她妈妈来，我们总叮嘱她，明年一定要陪你妈妈来。”
张树森的儿子陈来顺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9年应届毕业生，遇难时年仅23岁，当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头部中弹遇难。
对六四遇难者家属而言，每年一度的新春聚餐，是难得的聚会，初期只有3家难属在丁子霖家举行。此后，人数逐年增多，由于受到公安阻止，他们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相约。丁子霖说：“每年的时间、地点都没有重复，因为当局都盯住我们了，为了大家能够成功见上一次，我们采取了最原始的方式，当面扣扣双手，也不用电话”。
难属谈到每年的所谓敏感时期，几乎每人都被公安控制。丁子霖称：“尤其是，警察来跟我们难属说的话都是一个腔调，都是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这几天不要出去，配合配合，要有什么事，您就言语一声，把我们当您的儿子吧，一个一个都来装儿子、装孙子’。
“天安门母亲”这次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议论异见学者刘晓波被当局判刑11年，他们斥责政府的冷酷无道。张先玲说：“这是“六四事件”应该说清楚的事情，就是你们做得不对，也应该说清楚，何况现在大部分当事人已经死了，你们还是不说就跟当事人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通过刘晓波（被判刑）这件事，我们已经很失望了”。
难友们也悟出，当今中国，在“六四”事件上，是政府欠了人命血债，他们惧怕难属。而“天安门母亲”将持久地要求与政府通过对话来说清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89 年在社科院读博士的中国学者张博树当年曾起草、并于4月28号签名发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21年后，张博树认为：“这件事情早晚要有一个说法，‘天安门母亲’她们有这样一个聚会，很令人感动，在当年不幸的事件当中，他们失去了亲人，‘天安门母亲’这样一种合法抗争、合法要求，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研究中国宪政的张博树认为，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能够拿出一种勇气，来正视过去这个历史，这个事情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作为当政者如果真是要对民族负责，而且也确实为中国的未来负责，这样一些历史冤案，早晚有一天要重新翻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