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14日讯】1950年3月，中共中央政府下发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反运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 “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
由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加之该年2月的中央专门会议曾形成“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之规定，虽然毛等领导人曾指示“必须严格控制范围”，但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造成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现象。甚至许多国民党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死，例如：
朱迈先，朱自清之子，早年追随中共而投身抗日事业，抗战期间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内战后期曾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被枪决。
罗广瀛，四川大学教授，国民党军第七编练司令官罗广文及《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的堂兄，解放前夕冒着危险，成功策动罗广文率残部起义，但震反中却被捕，其妻写信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政府给予宽大处理”，但还是被很快处决。
马剑秋，时任忠县自卫总队的他在解放前夕通电忠县全县起义，并徒步数里出城迎接解放军，但时隔不久就成为阶下囚。获知被判死刑后，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大意是：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现在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起义之举依然不后悔，在最后的时刻，他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
此外，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也是在镇反期间被作为“反功地主”处死的，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时曾提过该事。
据说，当时枪毙人根本不需要什么正式手续，只要村长或者驻村的工作组长之类的人点个头就行，想杀就杀，毫不犹豫。在忠县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枪毙12个人，同时拉了一些人来“陪杀场”，枪响之后却倒下13人，人命关天的事，结果补上一张纸条就轻松解决了！而忠县的一名中学教师张国锦，被定为“一贯道”成员时，他坚决否认，但有人曾看见他在十字街贴反动壁报，又有人说看见他解手时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于是就这样被定为“反革命”，之后县长陈杰和秘书范梓里宣布：“现在只要有一个人（除张的直系亲属外）举手同意巴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因无人敢举手，张国锦就马上与其他14人一起被押去枪决……
当然也有幸运儿：同属忠县的黄金乡，则有位方姓年青人因被押赴刑场时遇山洪暴发而绕道而行，最终准时赶上开枪行刑，第二天上面通知“可以不少”从而捡回了小命；因某官员在一大叠报批枪毙的名单上盖章时，不小心夹着翻过了两页，这样就有两条人命活了下来。
在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刑讯逼供下，曾无中生有地发现了一个“复兴党暴动案”，查出“复兴党人”1300多人，包括80多名中**员和中共地方武装会员，当时的中共普洱县委书记和普洱县公安局副局长也被牵连。
“镇反运动”后期复查时，当时的中共云南省第一书记的宋任穷表示，“普洱地区的复兴案我不相信，我们进云南后（指中共军队的四兵团），我们是胜利者，在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在一个地区我们发展共产党都没有这么快，反革命组织复兴党一下就发展到千人以上，其中一定有假，我不相信，你们去好好查查。”
此后，云南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为首的调查人员经过几次审查，发现这完全是刑讯逼供制造的假案。办案人员除了有一个据说是复兴党“暴动标记”的证据以外，没有其它任何证据，而这唯一的证据也是一个小学教师在办案人员威逼利诱下自己画出来的。结果，云南省公安厅提出给这个案子“平反”。
令人不解的是，当初对这个案子提出质疑，并且规定进行调查的宋任穷却改变想法了。他管理的中共云南省委尽管承认这是一个假案，却没有同意平反，仅同意“公安部门内部保密处理”。直到1981年，30年后，有关部门才正式决定“’复兴党’纯属假案，应予彻底平反”。此时，此假案已经造成126人被处决， 37人被判死缓，669人被判刑坐牢，133人被管制，168人曾经被关押和审查。 1000多人就这样平白无故地被迫害了30年！
至1951底，镇反运动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关于整个运动的成果，毛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该数据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这个数字，比毛毛当初设想的高出了许多。有人认为，因1951年4月下旬毛“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的被杀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
被错误镇压的国民党将领
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的国民党将领，可分为四类:
1）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80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以下所收录的39例，均属于80年代被正式平反者（其中起义投诚将领29名）：
1、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 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 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 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2、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 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 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 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3、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 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 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 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 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 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4、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支，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因为北伐军也被认为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5、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6、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7、投诚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2 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8、起义将领甘清池
抗战期间任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 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 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 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 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9、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 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 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 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 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10、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 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 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