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难逃干系 中共官场内斗加剧

【新唐人2011年7月2日讯】内斗的原因很复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欲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官场又一轮内斗加剧

中国新世纪官场内斗,是有特定涵义的。搞政治,就要处理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反映到政党和政权内部,必然会有各种路线意见的交锋,各 种权位人事的竞争,广义地说,都可以说是“内斗”,这种广义的“内斗”,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这种“内斗”并导入正常轨道、合理范围,才有权力的 制衡,才有政党的活力,才有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但《中国官场新内斗》讲的“内斗”,不是这种程式化、制度化甚至公开化的良性交锋,而是拉大旗当虎皮,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拼杀。

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

“内斗”这个词,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来讲,是一个十分常见、甚至说滥了的词。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中共的内斗,惨烈的程度,在世界上,在中共的难兄难弟中,除了苏共、柬共、朝共(朝鲜劳动党)等个别几家,无出其右。

杨尚昆曾有言:共产党杀共产党,比国民党杀共产党还厉害。什么“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这些账都不去翻了。单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大杀共 产党,骇人听闻!毛泽东主管的中央苏区,在“富田事变”后肃清所谓“AB团”中,杀害了多达76000名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 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也大开杀戒,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 “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一 个人主导下,连续进行四次肃反,肃出三万多所谓“改组派”分子,其中两万多人被杀害;原有两万多将士的红三军,肃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 告》,1934年9月15日)!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是陪衬,关键是与人奋斗。后来,他又 振振有词地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到了晚年,毛泽东不怎么想别的,别的都可以交给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自己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与人斗,尤其是 与党内同事的内斗上。几十年下来,弄得人们一提起共产党,最津津乐道的那些故事,主题就只剩下一个:内斗。

不过,毕竟这都是翻过了的史页了,时代毕竟缓慢地在进步。“文革”落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内斗”虽然并没有止歇,但是,惨烈的程度毕竟与 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六四”时,邓小平等元老虽然大开杀戒,但是,对中共高层的政敌,不论是华国锋、胡耀邦还是赵紫阳,总算还算客气,没有肉体消灭,也没 有施用十八般刑具。

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

为什么中共党内会有惨烈的内斗?既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大家不仅信奉同一个或者同 几个偶像,拜读同一批经文,而且还有着在同一个战壕摸爬滚打、一起掖着脑袋求解放的生死同袍情谊,为什么会翻脸成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内斗原因很复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欲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中共前期的内斗,争夺的是共产国际的授权—-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给予政治信任与经济资助,所以,争相将党内政敌打成“内奸”、“错误路线”;而中共后期 的内斗,争夺的是最高领袖的垂青。权力既然是从上而下的,资源的终极来源就是党的最高领袖。资源与内斗就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最高领袖的权力是要独占 的,谁要分权(或者被他推测要分权、可能分权),就意味着觊觎他独占的资源,最高领袖就得整垮谁;而大小官员,既然权力来源于最高领袖,如果不跟着去整垮 他指定的对手,就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而跟着他指定的对手一起垮台,失去一切资源。

毛泽东死后,内斗的惨烈之所以缓和,原因之一在于继任者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内斗控御不住的恶果,中共执政集团威信扫地,所有派别和所有成员遍体鳞伤、几乎同归于尽;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空间增大,社会资源也扩大,于是政坛上有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回旋余地。

举例来说,上海的陈良宇与龚学平,为谁能接掌上海,明争暗斗多年,竞相巴结总有一天要交班的前任。十六大前,陈良宇被选中为市委书记之后,龚学平担任人大 主任,争夺反而缓解了,为何“一山能容二虎”?这是因为陈良宇仕途虽然更顺,进了政治局,堵住了龚学平的青云路,但龚学平可以将自己的势力伸展遍及上海经 济、文化、传媒……除了名头没有陈良宇那么响亮,别的都不逊色,他们的内斗就不致于发展到更尖锐、更激烈的程度,弄得两败俱伤了。从后来揭出来的内幕看, 他们的不少手下还互相照应。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共的统治基础资源扩展,内斗的情况更见缓和—-官员们的首选出路是升官,但是,金字塔越往上越拥挤,那些升迁无望的,就转 头凭借自己手上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如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发大财”。君不见,一个小科长也能贪腐数千万,一对员警夫妇也是亿万富豪?虽然被揭出来、被绳之以 法者时见诸报端,但是可以肯定,曝光者只是沧海一粟。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这样,资源扩展,官场反而一度显得和谐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供其盘剥,足可互不干涉地“海阔凭鱼跃”。

我们听到了太多官官相护的故事,听到了太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故事,听到了太多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故事。在许多愤怒的民众眼中,“天下乌鸦一般黑”, 官僚阶层,就是铁板一块,互相勾结起来欺压、剥夺民众……这难道不是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实所验证,是民众在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吗?

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提内斗。这不仅在于,只要中共没有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建立起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意见代表之间正常博弈的平台,不择手段的内 斗就不可能停止,切不可让勾结的倾向掩盖住另一种内斗的倾向;更在于,中共内斗缓和期似进入尾声,新一轮内斗激烈期揭开了帷幕。

新世纪的内斗,更少意识形态油彩和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更撇开义、理,而专注于利,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那个老问题—-资源。虽然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活跃、经济发展,官员的资源极大扩展,但是,在一定时间段之内,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而官员被激发出来的贪婪野心却是无限的,即使是攫取了十年、 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十亿财富,他也还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向十亿之外的又一个一百万伸手。这样,“捞过界”、伸到别的官员的碗里,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从另一方面说,官员们合谋侵夺人民、国家的公产,虽然遵循一定的潜规则,否则游戏玩不下去。但是,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权威性是不稳定的,对于攫 取者的“公平性”也是相对的,官员们在这种潜规则下,心态不可能平衡。一旦潜规则被突破,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内斗白热化,有关各方同归于尽。

“一把手”对权力更有垄断性

内斗加剧,还有江泽民的原因。

江泽民虽未去世,清点他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留下的遗产却已经开始。造成中共内斗加剧的遗产之一,就是他身体力行并且大力扩大了“一把手”的权力。有分析人士说,江泽民与西方有所接触,他也很有学习西方的热情,但是又不肯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结构,只是觉得西方公司的效率很高,于是,将中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到市、县、乡镇,中央和政府各部委办,都看成一个个公司,对其“一把手”都赋予类似CEO的权力。“一把手”的权力恶性膨胀,导致“一手” 遮天,垄断权力,“二把手”、“三把手”乃至班子全体成员,都只能一方面唯命是从,一方面竭力逢迎,以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朝一日也爬上 “一把手”的位置。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一度推行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但是,“六四”之后,形势丕变,党政分开的趋势大逆转。江泽民时代,除了京、沪、津、渝 四个直辖市,还普遍推行了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更使“一把手”除了拥有“上意”,还挟持了“民意”。过去,人大还有些从党政退居二线的老人,凭借其老 资格,还能够对当任领导形成一定的制约。现在,省委“一把手”就兼任了人大的“一把手”,这种制约也消弭于无形。

中央自然也采取了一定举措来防止班子成员互斗,尤其是在海南省委书记邓鸿勋与省长刘剑锋的恶斗,严重冲击了该省的稳定和发展之后,吸取了教训,他们想出来 的一招,就是如果省长(该省的“二把手”)能够安于其位,尊重省委书记“一把手”,那么,当“一把手”升迁、调职或者退休之后,“二把手”就顺序递补,升 为“一把手”。

“一把手”权力膨胀、集体领导形同虚设,进一步压缩了官员们的资源来源,加强了官员们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程度。

中共十七大之后,李源潮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管中组部,情况有了一点变化。他用各省“一把手”轮调、中央部门首长与地方诸侯对调等等方式,稀释了“二把 手”递补为“一把手”的比例。但是,“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因为“二把手”递补升迁之路受到拦阻,可能致使班子内斗更为加剧。

中共各级班子的内斗,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代不同了,现在中共的内斗虽有加剧迹象,却不可能再次将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推入社会动荡,不可能再次造成 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民族的分裂。虽然每场内斗占上风的未必是正义的一方,内斗也可能使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受阻,但是,总的来看,内斗比勾结要 好。不论内斗包含一定的路线、价值理念、发展方向之争,还是纯属利益争夺的“狗咬狗”,都会将现行制度的缺陷暴露得更充分,会使权力者凭借职务便利寻租的 野心受到揭露和遏止,会使民众擦亮眼睛,增强将权力者关在笼子里的信念,甚至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转自《外参》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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