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1日讯】【编者的话】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北大共有589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五人先后在“文革”中被处决，他们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语系的顾文选；历史系的沈元；哲学系的黄中奇，化学系的张锡琨。 这五位遇难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难最早（1968年4月29日于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数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北京被处决的顾文选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内外学者撰文著述研讨其人其事。而黄中奇和张锡琨的情况，至今鲜见披露。 此文是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有关顾文选的研究文章。
（接上期）
横断面 IV 顾文选在“肃反”中的遭遇
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的“控诉会”上，顾文选说了什么？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未作记载。
笔者查到，1957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作者署名是“闵刚侯”。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事情，和顾文选及周铎有关。
这篇文章是在“揭发”6月6日章伯均和北京六位教授的谈话。其中有一段：
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运动揭露出来多次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可以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是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去了。他说，今天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
这篇文章里说的北大二个学生，当是顾文选与周铎。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强化了费孝通的批评口气以作为费孝通的“罪行”的。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有非常明显的不符合事实的报导。我们难以判断是否费孝通在其讲话里真的用了“黑暗”这样的词。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看，不但是“黑暗”，而且是“血腥”，不但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而且剥夺了人们的生命。但是在当时，夸大人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的激烈程度，然后以此为理由给人定罪，是普遍的事情。特别是因为不允许自我辩护，所以各种夸大性的“揭发”相当容易发生。不过，我们可以判断费孝通在讲话中，是确实提到过顾文选的。我们也从中知道，顾文选和周铎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所说的，是关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错斗”，像费孝通这样一个年龄大阅历深的人也深受感动，可见顾文选和周铎的演讲相当动人。
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罚，权力当局的做法是，对原来地位高名气大的人比地位低名气小的人实行的处罚较轻。费孝通是从有名的教授成为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比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教授，原来是一级教授，被划成“右派分子”后，降了一级，成为二级教授。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是从一级降成了三级。而大批成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由于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
1956年以后，大学教师的工资就几乎没有提升，所以到文革的时候，那些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遭到降薪降职的教授的收入，相对来说仍然不算低。这甚至成为他们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学校里工作的比他们年轻的人，工资大大低于他们，对他们心存嫉妒和怨恨。
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代任教于西南联大，1957年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57年，费孝通因为发表“知识份子的早春气候”，是当时报纸上受攻击最多的“右派分子”之一。他成为“右派分子”后，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在文革中，费孝通也被“斗争”，进过校园“劳改队”，住过“牛棚”。文革后，“右派分子”被“改正”，他担任很高的职务，也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但是始终未见他写到他所经历的“反右派运动”，当然也没有再提到他当年讲话中说到的顾文选和周铎。1957年，听顾文选说在“肃反”中被“错斗”，费感到震动，说了上面引用的一些颇动感情的话，也在道义方面表示同情。文革中，顾文选被枪毙。可是，文革后，费孝通可以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却不再为顾文选的遭遇说任何话了。虽然言论环境变了，但是费孝通也变了。即使压力撤去，被压抑的心态不能像弹簧那样恢复原状。
顾文选已经被枪杀，再也没有可能来说出他后来的更悲惨的遭遇。活着的人如费孝通，有亲身经历，对当时的事件发展，从“右派分子”的角度有清楚的了解，同时又有写作的能力，是应该写出他的见证的。他没有写，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他是应该写的。２００２年春天，笔者两次给他写信，告诉他笔者正在撰写关于顾文选的文章，向他询问有关顾文选的情况以及他对当年的事件是否还持有原来的看法还是有新的看法。非常遗憾，至今没有收到费先生的回信。
片断V： 顾文选在“肃反运动”中找不到的《广场》杂志
据北京大学的一名和顾文选在同一时期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学生陈奉孝说：
顾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印入《没有情节的故事》，497－49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
陈奉孝１９５７年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后，被判刑１５年。笔者多方辗转找到了他。他说，顾文选的文章印在百花学社办的杂志《广场》上。这个杂志仅仅出过一期。他现在没有这份杂志。
笔者开始寻找这一本载有顾文选文章的《广场》杂志。寻找过程的难度超出了笔者的预想。笔者曾经和其他像顾文选、陈奉孝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学生联络，他们都没有这份杂志。笔者向北京的两所大学图书馆寻找，未找到。笔者曾经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写信求助，没有结果。
这一本《广场》杂志，曾经是北京大学一批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遭到严重惩罚的“罪证”。在当时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被判刑１５年的判决书上，支持《广场》被列为她的罪行之一。然而，这份杂志本身却再也找不到了。现在我们却无从知道这本杂志在哪儿，里面有什么，尽管很多人因这本杂志受苦甚至死亡。这甚至带给人一种荒诞感，像卡夫卡的小说。然而，这是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最后，终于从住在巴黎的林希翎女士那里得到了顾文选的这篇文章。1957年，林希翎女士是北京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上文已经引用过她成为“右派分子”后再被判处15年徒刑的判决书。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批评“肃反”中对人的迫害。两天以后，顾文选在会上讲了他在“肃反运动”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但是，实际上林希翎并不认识顾文选，甚至也一直不知道顾文选的名字。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这些大学生，其实是一些散在的个人，他们之间并无联络。甚至直到21年后他们得到机会恢复名誉之后，“右派分子”们也没有为他们的共同命运和历史作过多少书写和记载。但是另一方面，掌握无比权力的强有力的政权，把他们作为一个敌人群体而加以无情打击。
《广场》上的顾文选的文章有14页，标题是“我的遭遇”。杂志是近50年以前用手刻写在蜡纸上以后油印的，现在已经字迹模糊，但是勉强可读。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只是反对共产党里的错误。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这浩荡长流回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
市场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１９４９年时他１５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１９５５年６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
顾文选认为他的悲剧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
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关了四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３６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约。
顾文选还说，监狱里的饭食很差，蚊子很多，狱规很苛刻。
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里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实情，不会一分造假，可以调查。
从法律的角度看，即使顾文选的描述有不合乎事实的地方，也不是犯罪。另外，这些描述看起来是相当真实的。这也是当时连费孝通也受了感动的原因。尽管北京大学当局说他捏造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牛鬼蛇神”所遭受的，比顾文选所说的还要坏得多。监狱的伙食还要差，对在押犯人的虐待还要严重，逮捕和判决的程式破坏得更多。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代，迫害人的制度越来越严酷。
顾文选仅仅讲了他一个人的遭遇。我们却可以从别的方面的材料来了解“肃反”是怎么对千万人进行的。
肃反的指导性文件之一，题为“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上署明的发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这个“规定”中，在分条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为“反革命份子”的类别以外，有一条说：
“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份子。这种人可以不计算在5％左右的坏人以内，列入审干范围去处理。”
这条规定，很清楚了从侧面证实了每个单位是有5％的打击对象的定额的。
一些参加了“肃反”的人们向笔者描述说，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肃反”，都是要凑够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吓，要抓出足够的“反革命”数字来。这里有来自上面的领导机构的压力，也因为本单位里有的人要趁机积极立功。
要注意到，在1955年进行的这一场“肃反”运动之前，已经有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公布的资料：在1950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２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份子２７万，管制２３万，处以极刑（杀）７１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７３７页）。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
“镇反”杀人，也是定好了比例来做的。毛泽东有“关于杀反革命的数位，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的说法。此话引自１９７７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页，文章题目是“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书中说明写于１９５０年５月。
《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７７页）中有这样一段话：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６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及毛主席的指示，于１５日通过《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至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
这个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说：
各地杀反革命的数位，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上引书同页）
这段文字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同一段文字，只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少了关于杀人比例的句子。农村可杀１％，城市可杀０。５％，不太可能是公安部长罗瑞卿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的原文中加进去的，而只可能是在２６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因其杀气太凶、邪气太外露而删掉了这些杀人的百分比。
制定比例来杀人，意味着不必有罪证也不需要经过审判。而且，１％和０.５％是巨大的杀人数字。在杀了这么多“反革命”和关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一次全民性的“肃清反革命”。为此，全国竟然有75万专职肃反干部，作了328万人次的外出调查（同上书，740页）。
“肃反”动员的人力，除了任用７５万专职干部，还要加上所有以开会等等形式参加的普通工作人员。“肃反”人力消费非常庞大，用掉的经费也一定极其可观。
这些数字的来源，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他显然是“肃反”以及在更早时候进行的“镇反”的指挥官。
为了“挖”出百分之五的“坏人”，“审查”了多少人呢？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关于1955年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作者朱正指出，当时每个单位都按照统一部署，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本单位选定运动对象。为了“造声势”，还选出一些人来逮捕，造成运动所需的紧张空气。他根据一系列材料，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肃反”中被整肃；当时全国的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共计约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宽泛。（256－261页）
在上面引用的顾文选的《我的遭遇》一文中，他自己以为他没有“问题”，不会成为“肃反”的对象，但是他却在“肃反”一开始就遭到“斗争”，显然是因为要凑够５％的比例，必须找出新的“斗争”对象。顾文选也是由“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命令逮捕却不需要有逮捕证的。
“肃反”打击了太多的像顾文选那样的人，因此，在１９５７年，批评“肃反”成为所谓“右派言论”中比较多见的内容之一，后来也成为划定“右派分子”的罪行之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这样，顾文选就被牢牢框住了。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控诉自己遭受的迫害，其实和从根本上怀疑否定这个“肃反运动”，是有所不同的。从现有材料来看，顾文选并没有从整体上否定“肃反运动”，而仅仅是揭露了“肃反”中的“问题”。但是，当时这就成了严重的“罪行”。这当然是因为最高当局不允许对“肃反”提出批评。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知道，当时没有人从整体上反对“肃反”，没有人作深层的否定，于是大学生顾文选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锋人物，也就最先被击中。
把社会中的一个很大数字的人群，划出来进行“审查”，隔离审讯，再从中又划出一部分作为受到永久性处罚的“敌人”，这样的做法，几十年来不断实行，以致有的中国人已经把这样的做法视为像刮风下雨一样的常态，不从根本上去质疑和反对。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这样一个由当权者制定比例和数字来打击杀戮人民的做法，只有史达林作过。
罗瑞卿文革被“斗争”
主持“肃反”的罗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学时代参加共产党，“镇反”“肃反”“反右”运动时期任公安部长，并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成为军队的最高权力圈中仅次于林彪的人物。后来被毛泽东确定为文革的头一批打击对象，所谓“彭罗陆杨”中的一名。1966年3月在高层被清洗后，立即被关押。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没有死，但是摔断了腿，后来截肢。
大规模的学生群众运动兴起以后，罗瑞卿从秘密关押变成了由群众“斗争”。1966年12月，罗瑞卿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被装在一只箩筐里，拖到北京的体育场里，和其他“反党份子”一起遭到红卫兵的“斗争”。他被装在筐子里，是因为他的腿在自杀时摔断，不能走路。
这种所谓“大会斗争”，除了咒骂以外，还包括体罚和殴打。在十万观众挥舞红色塑胶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之声中，拖出一个装在箩筐里的断腿人来作“斗争”，实在是文革最无人道最为野蛮的场景之一。而且，文革时代的摄影作品还将此作为正面的画面来记录，这是在丑恶之上又加了一层丑恶。
使人吃惊的是，被装在箩筐里遭到“斗争”的人，对于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认，但是对他自己曾经发动的对几百万人进行过的与此类似的“斗争”，至死也并未觉得不安。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儿写的关于他的书里（《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罗点点，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细腻深情地写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么不公平，却一字没有提到他曾多么残酷地对待千千万万别的人。这本书并且热情赞美罗瑞卿在“镇反”“肃反”中的作用，而这两个“运动”害死了无数人，伤害了无数人。
对罗瑞卿的个人历史的这种描述，显然表明这本书的作者只认为：她的父亲是不该受到那种野蛮的“斗争”的，但是他对别人所作的类似的事情，则是完全不必质疑的。这是从个人利害关系为中心对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断，没有道德和逻辑的基础。这样的描述中隐含的原则是非常有害的。
毛泽东死后，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中，除了为文革和“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平凡，也为一部分“镇反”“肃反”的受害者平反，却没有对作恶者进行道义谴责。
最后一个横断面：在阿Q群体之中
这是跟顾文选有关又不直接有关的一个片断。
在“公检法军管会”的“通知”里说：“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
也就是说，当时作这样的判决的过程，在“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众““讨论“的部分。至今有人认为”大民主“是文革的主要特色。也许这种由“群众”来讨论，会被当作这种说法的重要根据吧。但是从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这种“群众讨论“的功能是什么。
首先应该注意到，顾文选的主要罪状之一是“反动言论”，但是材料中没有介绍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关于这一点，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说法，把这种“反动言论”列作“防扩散材料”，一律不准复述。如果真的是要“群众”来“讨论”对顾文选的处理，那就应该告诉大家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不告诉“革命群众”顾文选到底说了什么，却要群众“讨论”对他的处理，这根本不是真要群众来参与定罪过程，而是恐吓群众，逼迫他们再也不敢讲当局不准讲的话，不敢说任何可能会被指控成“反动”的言论。为了免于受到顾文选那样的惩罚，也没有“群众”敢对顾文选被重判提出异议。
在历史上，也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权，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这样严密的程度。他们不告诉人民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到底是些什么，却要求每一个人都“表态”来支持杀死这些人。他们不但杀人，还要造成一个“众口一词”的形势。他们用恐怖来塑造舆论，这舆论又反过来支持恐怖。
笔者采访过的人中，有的曾经参加过“公检法军管会”要求“革命群众”对这55人的“处理”作的“讨论”。据他们说，“讨论”的时候，一片声音，都是“枪毙枪毙”。
三十年后，一位被访者说：你能想像那时候北京人有多坏吗？他们根本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他们喊过“枪毙枪毙”，就赶快回家吃饭去了。
鲁迅写的阿Q，在他自己被杀之前，曾经很兴奋地去看杀别人的头。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像鲁迅笔下的阿Q，会兴高采烈地参加“公判大会”，把别人被枪毙当作好戏看。
和顾文选同列于一份“反革命”名单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张郎郎，他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最初也是“内定”要判死刑的。他告诉笔者，他曾经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他的学校去，让学校的人一一对他的“处理”表态；他的父亲和16岁的弟弟也被揪来，站在台下，听着会场上一片“要求”枪毙他的声音。
让张郎郎永远不忘的是，黄永玉和刘迅两位老师，听说是要“讨论”关于他的“处理”时，没有出席这样的会。据说他们两人装病，以此为由不来学校。
黄永玉和刘迅，都是画家。笔者在黄永玉三十年后写的书里找到如下一段：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上，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完的孤寂啊。（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三联书店，北京，1998）
黄永玉的这段描写，夹在介绍他的有趣的邻里生活的描写中，对于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的人来说，可能会晃一眼就读过去了，所以需要对当时的背景作一说明。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周七月，也是和顾文选一起被列于55个人的名单上的一个人，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顾文选在名单上名列第一，张郎郎和周七月两人则被列为第二十九。他们的“罪名”如下：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张郎郎和周七月后来被判刑十年。据张郎郎说，他们两个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们二人的父母，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级别很高，所以对他们比较“宽大”。
那个年代如此残酷，所以不枪毙就可以被当作“宽大”。张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结交过几个法国来的学生，而且是法国的“左派”学生，因为向往“革命”而来中国留学。法国学生回法国去了，和他们来往过的中国学生却成为“特务”“反革命”被捉了起来并且判以重刑。
在“革命群众”被命令讨论他们是否该枪毙的时候，最有同情心的人如黄永玉，也只能是找借口回避。这是当时最勇敢的反抗行为了。而且，当时想要回避并且真的回避了的人，罕见得如凤毛麟角。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环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暗暗保持沉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义直言”“挺身而出”这样的汉语成语在当时是无处可用的。
文革的残酷，不但在于杀害了无数无辜的人，而且还在强迫普通人如果不要做被害者，就要参与为害人者帮凶。
结语
透过以上六个片断，对顾文选的一生作一个顺时间的跟踪，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１９５５年被粗暴地整肃了一次。他在１９５７年说出了他的不满，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惩罚。他在１９６６年不能忍受而决定逃走。结果在１９７０年他遭到第三次惩罚，这次惩罚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满与违抗，因为这是死刑。
在这三次被惩罚之间，是一种什么逻辑？只有一种把人送上死地的逻辑。
1949年，顾文选是个仅仅15岁的少年，以后，他逢上了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迫害，最后被枪杀。他开始受迫害于“肃反”，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并被关进监狱于“反右派运动”，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杀于文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遭遇”？明明是一个毁灭人的过程。
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孤立的命运。
顾文选经历过的“肃反”“反右”和“文革”，都有数字极其巨大的人口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人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垮了，有的在第二次打击中垮了，顾文选经历了第三次打击后还不愿倒下，于是被杀害。
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有一百多万人被整肃。其中有一大批人被关押判刑。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有５０到１００万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在文革的各个“运动”中，每次通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击那百分之五的“一小撮”，累计起来的数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文革使迫害的规模和程度达到了最高潮。像顾文选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又入了监狱继而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枪杀的，仅仅在北京大学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589个学生中，还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学系的张锡琨，哲学系的黄中奇。
在文革中，连１９５７年迫害过“右派分子”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连领导了全国“肃反运动”的罗瑞卿，也都遭到残酷迫害。前者在被残酷“斗争”后自杀身亡，后者在跳楼断了腿后又遭到残酷的“斗争”。
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系列预先设计的所谓“政治运动”，一个政权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人数――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对顾文选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
这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迫害与屠杀，是毛泽东的“革命”实体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时，这些严厉残酷的行为也保证了无人能够反抗他的革命。文革延续了十年以上直到毛泽东死后一年才宣告结束。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可以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迫害与杀戮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史达林杀害“古拉格群岛“上的政治犯，以及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杀戮。他们的反人类罪行，都已经得到了相当详细的记载和较为广泛的了解。
在史达林、希特勒和波尔布特制造的这些杀戮中，都有巨大的人数死亡。被害者死去。而杀戮的指挥者，不把人当人，而只把他们当作可以碾死的一些蚂蚁，只把他们当成一些统计上的数字。毛泽东特有的说法和做法，则是用百分比来制定打击迫害的对象。仔细检索了历史，还不能发现这样的统治者。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非常遗憾，关于顾文选，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只是一些这样的片断记录。因此，对他个人了解极少，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也不知道他的性情脾气。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方面资料不够充分的情况对本文来说有可以原谅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的体质或者性格方面的特色其实没有对他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命运是和一连三个所谓“政治运动”缠卷在一起的。是这三个“运动”，即“肃反”“反右”和“文革”，把他，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推向苦难和死亡。
这里考察的是顾文选一个人的遭遇。他作为一个人被无情地迫害死了。我们从他的故事感到震撼，因为我们也是普通人。
（完）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