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9日讯】政府的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于政府统治的心理认同。它研究的是政府的建立、政府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是否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以军事暴力建立，把既成事实施加于被统治者，并且从来不给被统治者表达认同或反对的机会，这样的政府在程式上是不合法的。
中共政府从来就没有程式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于对国民党“行宪”政府的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没有程式合法性基础。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骗取了工人、农民和众多爱国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道义合法性。如果它对自己的“领导”（实为统治）具有足够的信心，本可以通过真正的全民选举来实现它的程式合法性，让人民把程式合法性追授给它。
但是，六十年来中共政府从来就没有勇气进行一次真正的全民选举，让人民确认它的程式合法性。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分级选举的方式、由下至上地逐级产生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选出”国家元首（主席）。由于各级代表人选的指定性、各级选举的不透明性和各级选举的被操控性，因而它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全民选举。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质上都沦为了被共产党操控的橡皮图章，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各级中共政府装璜门面的旗幡、欺世盗名的招牌、掩盖丑行的遮羞布。这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六十年来在政治上的残暴统治，在经济上的倒行逆施和对异议者的无情压制，却把它那原本就十分有限的道义合法性也彻底耗尽了。
中共政府是如何耗尽它的“道义合法性”的
道义合法性的本质是一种政治信任。拥有程式合法性的政府也需要获得人民的政治信任。没有程式合法性的政府如果拥有人民的政治信任，也会获得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和拥护，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统治。政治信任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民众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即爱国。第二、对政府的认同，即对国家机构、对政府的法律条款、方针政策等等的认同；第三、对领袖个人的认同。
在中共建政初期，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当家作了主人”。他们感谢共产党把他们由“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拥护共产党，以为共产党能够把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甚至连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企盼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繁荣昌盛。这种政治信任造成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蜜月期。人民热爱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人民政府”，山呼“毛主席万岁”。当时的中共政府几乎完整的拥有着三个方面的政治信任。
但是好景不长，从互助组开始的合作化运动来势凶猛，越演越烈。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在几年中就失去了刚刚获得的土地，变成了束缚在公有土地上的农奴，处境比“旧社会”还恶劣得多。工人也逐步发现“当家作主人”在本质上只不过停留政治口号的层面，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1956年完成的工商业改造中失去了他们的生产资料，逐步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最最失望的是知识份子，他们满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却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遭到迎头痛击。
那年，知识份子满腔热情地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没想到“党”却翻脸不认人，转眼就把55万（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事后承认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知识份子打成了右派分子。毛泽东还厚颜无耻地把这种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叫做“阳谋”。如此失信于民，怎么可能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呢？毛泽东不能不有所忧虑。于是，他像当初动员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那样，又一次佯充开明君主，号召全国人民“向党交心”。在“交心”运动中，又有一批天真的知识份子交代出新的“罪行”，在反右补课中被补定为右派。
由于反“右”斗争几乎没有触及工人和农民，工农大众还在为自己的“主人公”地位而自豪，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所以共产党的统治不仅没有受到威胁，反而有所增强。由于敢言的优秀知识份子几乎被一网打尽，劫后余生的知识份子只能唯唯诺诺，于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错觉，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仅没有发现它的政治信任危机，反而洋洋得意，继而得意忘形，在反“右”斗争“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发起了“大跃进”运动。结果是“超英赶美”的神话没有实现，却饿死了三、四千万中国老百姓。
毛泽东闯下大祸，不得不退居二线，不再干预经济工作。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共政府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地“坚决退够、全面调整”，使国民经济形势在几年之内有了较大的好转。中国人民刚刚摆脱饿死的困境，过上半饥半饱的生活，毛泽东就又迫不及待地要夺回他日益消失的权力。借助于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多年来在老百姓中培植起来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利用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愚昧思想，毛泽东采取了任何帝王都不敢使用的下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搞乱全国，从下至上地推翻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重新建立他个人的封建王朝。
国家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大动乱。毛泽东却坚持说“形势大好”，宣称“天下大乱、乱了敌人”。共产党把所有的动乱都解释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直到“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驾机出逃，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共产党才再也无法以“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来解释了。毛泽东的威望一落千丈。尽管共产党至今还在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以保持其统治的道义合法性，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终于从对毛泽东的“领袖认同”中逐步走了出来，由“无限崇拜、无比敬仰、坚决服从、誓死捍卫”毛主席，到发现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品质和个人品质都极其恶劣、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惜把全国人民带入旷日持久和无穷无尽灾难的混世魔王。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对毛泽东的“领袖认同”，但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深信不疑。为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党必须把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于是邓小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不问姓‘资’姓‘社’”，“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人民期盼在国家发展以后，人民的生活可以水涨船高，也富裕起来。
十年过去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全国各地出现了高呼“反腐败、反官倒，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和平示威。静坐、绝食、游行，波及全国200多个城市，参加者涵盖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累计直接参加人数超过三千万。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抗议坚持到第53天之际，共产党政府终于凶相毕露，以几十万全副武装的野战军，用坦克和机枪碾压和射杀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血腥地镇压了这场伟大的和平民主运动。当第一批子弹打到身上之际，许多善良的老百姓还以为是橡皮子弹，还不相信共产党会“来真格的”！在恍然大悟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共政府是一个反人民的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权力，不惜屠杀自己的人民，哪怕人民呼喊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口号和平地进行抗议。
对这样的政府，人民怎么可能继续认同！邓小平认识到共产党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他以“发展就是硬道理”为口号，想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来重新争取人民的拥护。与此同时，他又一面提出“韬光养晦”、“不当头“、“不争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一面把八九年那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定性由“反革命暴乱”降级为“动乱”再降级为“风波”，以淡化六四、减轻民怨、蒙混过关。邓小平的这些“阳谋”有限度地恢复了中共政府在部分民众心目中的有条件认同。
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无论“发展就是”多么“硬”的“道理”，底层的老百姓在生活上却没有多大改善。老百姓逐步认识到，国家的富裕、一部分人的富裕与自己无关。国家越来越富了，官也越来越富了，与权力接近的人越来越富了，但是自己却越来越穷。全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普通百姓不但必须忍受相对于富人的相对贫困化，而且还逐步陷入了绝对贫困化之中：最贫困的农民不得不去卖血、卖淫，最恶劣的地域出现了癌症村、爱滋村……
于是，人民对中共政府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两个方向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中共政府自己“不问姓‘资’姓‘社’”了。它自称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2.哪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好处。相反，它只带来了贫困和灾难——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被强制拆迁的市民……
中共政府还剩下什么招数来维持其“道义合法性”
为了获得人民对政府的认同，现在的中共政府所剩下的招数已经不多了。它只能创造政绩，争取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共政府把“保八”（年增长率不低于8%）当作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来抓。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绩合法性是靠不住的。第一、在多年的掠夺性发展之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限，说不定哪一年就再保不住八。第二、保住了八，却不解决堆积如山、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甚至听任它们积累和增长，人民仍然不可能满意。逐年增长的数以万计的群体性（抗议示威）事件就是确切的证明。
靠得住的只有程式合法性。让人民选上来，也容许人民选下去。不要当初“是人民的选择”，就永远不容许人民再做另外的选择——就像恶棍诱骗良家妇女结婚以后，就不许人家提出离婚。想当年，雷根在第二届任期后期已经罹患老年痴呆症。在举行内阁会议的时候，他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坠入梦乡。会议结束时，幕僚把他叫醒，请他在决议上签字，政府的行政命令照样得到贯彻执行，雷根行政当局照样周转运行——因为他是选民通过全国大选选举出来的，拥有程式合法性，没有“保八”的忧虑。对于美国政府、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而言，由于它们的各项人均经济指标已经很高，能够保三保四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当然，中共政府还有最后的一招，就是鼓吹爱国主义，激发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但是，爱国主义是双刃剑。它可以帮助中共维持政权，也可以唤醒民众起来推翻中共政权。所以在国内发生了反日爱国游行的组织者被中共政府抓捕和判刑的案例。对此，中共政府明白，中国老百姓也明白。还是以美国为例。这是一个由无数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或多或少地“不爱”自己本来的国家（请读为政府）的人所组成的国家，可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却偏偏都爱它，哪怕美国政府并没有大力宣扬爱国主义，更加从来没有号召过人民对政府感恩戴德。为什么由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政治概念上的单一民族）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却必须由政府来鼓吹和宣扬呢？这难道不值得中共政府深思吗？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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