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6日讯】重庆“八·一五”公墓，这个文革遗址成了全国唯一见证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坟墓，埋葬着超过400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也深藏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我们必须直面的历史。
连石头也会老！
四十年前的沙页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经近乎一座座无字碑了。1992年出狱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来墓地的荒草和杂树中坐一会。这里埋着他的战友。这些年，他亲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扑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风化殆尽。而他自己，这个“文革”时期的重庆武斗组织“8·15”派“政委”，也已经老了。
沙坪坝区在武斗中是“八·一五”派的根据地。所以这个墓地埋葬的，几乎全是“八·一五”派的死难者。
65岁的周家瑜，是当年武斗“八·一五”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周家瑜入狱16年。“武斗烈士墓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历史能给我当年的战友一个名分。”周家瑜说。
现存的墓园地面建筑，可以佐证周家瑜他们当年信仰的赤诚。多数合葬墓的主体设计是模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碑身、碑顶一般都饰有“八·一五”派的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模仿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郑志胜是周家瑜当年的“战友”，在“八·一五”派中，人称“尸长”——他专门处理武斗死难者尸体。
最初选中沙坪坝公园这里作为墓地的，就是重庆大学的“8·15”派。因为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前线仍然在每天制造着死亡，“八·一五”派的勤务员（即领导人）开始在市区寻找空地。
40年后，“尸长”仍然记得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送来的样子。“生前我就认识，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着，一对圆圆的酒窝。”郑志胜说。
梁自巧年龄虽小，却是二十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时常来找郑志胜他们，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7月间，她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最初产生的尸体，并没有及时下葬，他们作为对方的“罪证”，要保留下来。但时值重庆最热的时候，“大部分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战俘用手中的干树枝驱散苍蝇。”郑志胜说。尸体防腐的方式，便是往体内注射甲醛，然后将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郑志胜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尸长划开女孩的皮肤后，错把神经当成了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是遇阻反溅到他的右眼里。后半生里，这只右眼都一直折磨着他。
但在处理第二具女尸的时候，他已经很熟练了。注射完甲醛，让俘虏们给尸体裹上从沙坪坝百货公司购来的一匹白布，然后穿好军装，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整齐，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亲人来看了才入殓。然后有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实际上在热兵器卷入武斗之前，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郑志胜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的小坡上那块历史遗留的墓地。郑志胜和黄顺义带着“重大八·一五”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八·一五”的勤务员何太福，后者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小烈士墓”进门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启出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
从墓碑上的文字推断，沙坪坝公园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当时挖坑安埋尸体的，几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虏。“墓地里原来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军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来，给‘8·15’的尸体腾位置。”曾钟说，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资料的研究者。
尸体一具具运过来，标准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词，鸣枪。起初整个坟地并无规划，俘虏们东挖一个坑，西埋一个人，仓皇之间，也并没有墓碑，就立一个木牌子，上书死者的姓名，所属单位，以及死亡时间。
根据研究者陈晓文提供的碑文资料，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这里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斗死难者。
墓碑的大小，显示着一种独特的等级制度：死者所属的单位越大，则墓碑越高。“有钱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说。——向大金，一名从郊县来到重庆参加武斗的农民，就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后，“八·一五派”开始有组织地重新规划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协议很快破裂，死亡生产线再次启动，于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从1968年开始，是年造墓38座。石条、混凝土、砖块这些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强行从市区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销两派的总部，并收缴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才停止。但两派的基层组织保留了下来，继续运转，所以，死亡生产线一直运作到1969年1月才结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识青年都下乡了。
在这块不大的墓园里，郑志胜们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都和梁自巧一样年轻，一样洋溢着“革命的热情”。
周家瑜并不觉得当年的武斗有什么错误。“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
为一双鞋子而参加武斗
郑志胜加入“八·一五”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重庆当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亲历者提供的武斗发展脉络是：第一次武斗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八·一五”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据周家瑜介绍，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八·一五”两派，原来属于“八·一五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八·一五”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斗最血腥的时候，“八·一五”和“反到底”的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一切看起来像是游戏——周家瑜和“反到底”黄廉、邓长春是好朋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有事还互相帮忙。
但他们领导的两大组织，每天都在屠杀着对方。
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全国的主要兵工厂迁到了陪都重庆，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备战，到1960年代中期，“重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学者王康语）。7月7日“桥头枪声”后，双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产坦克、高射机枪、自动步枪的各个兵工厂，于是，除了飞机、导弹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装了双方的战斗员。
“重庆武斗激烈的另一个原因，便在于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说，“抗战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和熟练工人，被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到重庆，抗战结束时，重庆的总人口翻了数番。”
作为武斗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周家瑜的经历佐证了王康的分析：“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来参加武斗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经打击过自己的司法机关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的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
市政服务没有了，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我的父亲是“8·15”派的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吃的。 57岁的席庆生回忆道：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一个“八·一五”的人刚擦完枪试枪，把我母亲打死了。
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有人怀疑过战斗的意义，或者思考过局势的复杂。王佑群，2000年后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看到邻居的大姐姐们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说的‘飒爽英姿’，很羡慕，盼望着长大后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教授、学者刘小枫当年也还是少年。在他的回忆里，连儿童也组成了“战斗队”相互厮杀：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7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更多的亲历者开始反思那一场劫难。“尸长”郑志胜说：“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噩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
必须直面父辈的历史
对于那些亲历过武斗的人们，不管是“死硬派”还是“反思者”，都希望历史能以此为契机，给40年前那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个中肯的评价。
“红卫兵曾将自己的全部赤诚献给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后来却被历史作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经的“八·一五”一员，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华说。
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糊。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发现墓碑风化严重，开始和刘凯娟、贺洪志等8人抄录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陈晓文在中学同学刘小枫的怂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了《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将这处墓群定名为“红卫兵墓地”并流传至今。——但这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大缺憾。调查结果显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员身份大多不是学生（红卫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鉴于陈晓文他们抄录的墓碑因为风化有大面积残缺，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我收集资料。”曾钟说。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另一座无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没有调查清楚，当事人在世的越来越少，以后调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曾钟说。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除了时间，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有删节）
